贪污受贿的胚胎性原因及其预防
苗 勇
[内容摘要] 贪污受贿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而存在的现象。普遍现象必然有普遍原因，用偶然的或者局部的因素，是不能解释普遍情况的。贪污受贿的最一般的原因是公权在自私观念的支配下谋取私利，公权、自私、私利三者的结合，乃是任何贪污受贿的共同原因。其他的原因，都是次一级的本质。预防贪污受贿，就必须从这个最基本的原因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的根本方法。这个根本方法，就是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来预防掌权者自私意识的滋长。遏制了自私意识，也就从根本上遏制了贪污受贿现象的出现。
[关键词] 贪污受贿 基本原因 根本方法
要遏制贪污受贿行为，加强廉政建设，必须对贪污受贿的原因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此类行为的对策，才能行之有效地做好预防工作。
一、贪污受贿行为的普遍性
人类社会，从古到今，贪污受贿行为无时不有，从未绝迹。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贪污受贿现象就已经出现。美国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原始法研究的权威霍·贝尔在他所写的《初民的法律》一书中，描述了一种原始社会里的腐败现象。安加科克是加拿大中部和格陵兰岛西部的爱斯基摩人的巫师的称呼。爱斯基摩人认为，在公共集合的场合忏悔可以净化灵魂，而巫师享有主持公开忏悔的权力。在主持忏悔活动中，某些安加科克也会滥用职权。心仪一个有夫之妇而又不敢与她的丈夫争斗的人会“贿赂”巫师，请他捏造出其婚姻招神灵嫌怨的依据。或者，温和一点的说法是：这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指安加科克）能以权卖“钱”。在西阿斯加的内地，“他确确实实向周围的人发布命令，从他们那里聚敛财富。”①中国也不例外，我们现在缺少这方面的史料，但从出土文物中可见一斑。在陕西华县元君庙发现的遗址中，女性随葬品较男性的稍微丰富些。因为在母系社会中，女性拥有家长权力，所以，尽管当时物质匮乏，但拥有家长权力的女性利用职权，较多地占有了财富。到了父系社会，利用权力占有财富的现象就更为明显了。在大汶口、江苏邳县和涧沟（在河北邯郸）的父系氏族公社的墓葬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墓葬没有任何陪葬品，但少数墓葬中却有精美的骨制品和其他装饰品。如邳县刘林的一个墓群的中心，有两个男子仰身直肢葬在一条轴线上，死者两手执着带骨角柄的獐牙钩形器，足旁有狗殉葬，随葬品相当多。这种现象表现死者是位握兵权又拥有财富的人，很可能就是两个氏族首领。②有权力的人占有了更多的财富，破坏了原始社会公平的原则，这难道不是贪污受贿的表现吗。
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贪污受贿现象就更为盛行了，而且是彻头彻尾的腐败。权力完全被私有化了，“十八世纪前，统治者以其私人身份做的事与以其公职做的事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此前，英国被当作统治者的私产来处理。这就是国家私有理论，所有的公职都被君主当成礼物来随心所欲地出卖、赐予或处置。”培根在1618年当上了大法官，他说过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然而，正是这位充分认识了司法重要性的、知识渊博的人，当了三年大法官，便被指控搞腐败，收受了诉讼当事人的贿金。③而在古代中国，皇帝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者。他们利用权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上行下效，各级官吏无不竭尽腐败之能事。一部封建史，就是一部腐败史。王亚南说：“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④列代列朝，清官可谓凤毛麟角，而贪官却比比皆是。“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三年清知府，十年雪花银”，便是其典型写照。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寿终正寝，“天”崩塌了，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的官运和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正月初五，和?被人劾奏。正月初八，嘉庆传旨，将和?革职查办。正月十七，公布查抄清单，随即赐和?自尽。和?通过贪贿勒索，聚得家财共“合白银近十亿两”，相当于清政府20年收入总和的一半多。⑤从中可见，中国古代社会腐败之极。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后，尽管统治者倡导民主和法治，但贪污受贿现象却依然严重存在。发展中国家腐败问题十分严重，被人称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的乌干达，有一次内阁会议上，一位部长直言不讳地指出：所有的官员都有腐败行为，他说在场的有谁能否认自己贪污，请站出来。结果与会者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在其独裁专政20多年中聚敛了100多亿美元，使国家遭受了1000多亿美元的损失，当时国家一年的财政开支只有31亿美元。据一些专家估计，在马科斯当政的最后几年中，国民生产总值有40%被各级政府官员贪污掉。⑥发达国家同样也不例外。美国学者约翰· 彼斯特和苏珊· 韦尔奇，曾发出美国腐败的调查表，表中所列项目，基本概括了美国腐败的类型和特征：
（1）一位总统候选人，答应以大使职位换取竞选捐款：
（2）一位国会议员，利用他的老资格为他的选区的一家公司取得一项武器合同；
（3）一位国会议员将公共资金用于私人旅游；
（4）一位国防部长，他在一家公司中拥有价值50000美元股票，而国防部长与这家公司之间有一项百万美元的合同（国防股票）；
（5）一位公共官员，施加影响，使自己的一位朋友或亲戚被法学院录取；
（6）市长家的私人车道由市政当局铺设；
（7）一位州议员，兼公共道路委员会主席，批准购买一块地（她最近才获得的地皮）；
（8）在一家公司拥有50000美元股票的法官，参与一起与该公司有关的案子；
（9）一位立法者，接受了一大批竞选捐款，作为对他在立法议案中“正确地投票”的回报；
（10）一位国会议员，在新泽西的美孚石油公司拥有大量的股票，为保持对石油损耗的补贴而努力。⑦
克拉费伦曾将腐败视为美国的特征，他惊讶，在这个其文化渊源于西欧启蒙思想的国家中“甚至今天仍然存在着无孔不入的腐败。”约翰 ·G ·彼特斯和苏珊 ·韦尔奇抱怨，“尽管在卖国政治生活中，腐败是无时不在的，”“但美国政治的分析家们却从未对此作过系统的研究。”⑧
在日本，更是腐败迭出，丑闻不断。战后，在自民党执政的近40年间，全国关注的腐败大案就有40多起，所有这些大案都涉及自民党主要领导人，列届首相（总裁）中绝大多数涉及贪污、受贿、逃税之嫌。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发生“岸介信丑闻”，岸介信以首相的权力与垄断公司勾结，从日本对亚洲一些国家的战后赔款中捞取巨额“好处费”。70年代，在世界颇有影响、曾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把“金钱等于权力”视为座右铭，在他当政时的国会议员几乎全部接受过财团的金钱馈赠。他身为首相，却践踏法律，参与实施对全日航空公司购置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的“三星”飞机的指挥权，事后，该公司赠与贿赂款达5亿日元。⑨
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了。这个美好的制度虽然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为先进的制度，但她同样未能铲除贪污受贿的病魔。苏联共产党下台，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腐败现象严重。在“8·19”事件之前，苏共各级党组织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官僚特权阶层、腐败分子所控制。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许多地方已经荡然无存。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他们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利用高通货膨胀率，通过获得和挪用巨额贷款谋利，甚至靠扣压、推迟发放工人工资经商；通过办银行假破产侵吞客户资金……俄罗斯新闻媒介直言不讳地指出，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工作小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前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苏联解体前不久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仅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７％，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１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对苏共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共腐败，党群关系的解体，才导致了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的悲剧。⑩
在我国，贪污受贿问题同样从建国以来就一直缠绕着我们。1949年3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富有远见地预言：“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⑾果不其然，毛泽东在建国前所担心的情况竟成了现实。新中国成立不久，腐败之风就扑面而来，毛泽东称之为“贪污浪费的狂澜”。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1月9日，当时负责“三反”工作的薄一波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运动初期的干部大会上指出：在政府系统的27个单位内，已发现有1670多名贪污分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后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张子善。⑿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更为严重。1982年4月10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他说：“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 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从那以后，我们一手抓打击，一手抓预防。虽然取得了反腐败的阶段性成果，但贪污受贿的势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现实生活中大量发生的、触目惊心的案件，使我们不得不看到，反腐败，任重而道远。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人类社会中，贪污受贿现象具有普遍性。
二、贪污受贿最根本的原因
哲学原理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是分层次的。客观世界的本质是物质，这是最基本的；而后分为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物质，这是次一级本质；然后再进行分类，直至表现为丰富多彩的世界。
分析某一事物的本质，也应当采用此办法。如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就是从最基本的概念——商品，一层一层地剖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为什么从商品开始分析呢？因为，商品中包含了资本主义制度最基本的矛盾：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展开和激化。
同时，科学的认识论原理告诉我们，普遍事物，必然有普遍的本质，偶然的原因，是无法说明普遍事物的。只有当某一原因，能够解释普遍现象时，它才是这一普遍事物的原因。
我们分析贪污受贿的最基本原因时，必须遵循上述原理。否则，我们是难以解释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着的腐败现象。我们把贪污受贿的普遍原因称为胚胎性原因。一切贪污受贿，都是从这一胚胎中发育出来的。
基于上述认识，以下一些观点显然是片面的或者是肤浅的，因为它们不能解释古今中外的一切贪污受贿现象。
1、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在封建社会，建立的是权力私有化制度，这是该社会腐败产生的基本原因。它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制度腐败现象的次一极本质，不能揭示其他社会制度腐败产生的原因,封建残余思想就更不能揭示其他社会制度中腐败现象的原因。因而，无论是封建制度也罢，还是封建残余思想也罢，都不是孳生腐败的根本的、普遍的原因。例如，它不能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前苏联共产党腐败，导致建党七十多年后垮台，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为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当前，我国腐败形势依然严峻，把它说是封建思想侵蚀的后果，怎么也不能使人信服。新中国毕竟已度过了五十多个年华了，还老用封建主义来解释当前的普遍现象，只能让人感到认识的浅薄和思维的简单。
2、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许多人在总结当前腐败产生的原因时，往往少不了这一条。如果不是从最基本的原因来说，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改革开放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好的东西进来了，腐朽的生活方式同样也影响了我们。但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是由内因所决定的，外因仅仅只是条件。用条件性的东西来说明事物的本质，是违背事物运动规律的。因此，这样的分析也只能从条件的角度而言的，没有触及腐败的深层次本质。
3、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目前，我国基本上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营企业、个体户普遍存在，公民的商品意识强化，人们普遍受物质利益的驱动而经营、活动。这样的体制，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必然应运而生，必然影响着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但是，贪污受贿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市场经济中，它还普遍出现在各种制度的社会中。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照样有腐败现象，而且，有的还十分严重。所以，如果对腐败原因的分析，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不够深刻的。
法理学家卓泽渊说得很深刻：“要根治腐败，我们必须查明腐败的根源在哪里？我们曾经找了很多原因，如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市场经济的客观条件，马列主义没有学好，等等，这些都似乎是对的。但是都有值得疑义的地方。我认为，剥削阶级思想和极端个人主义都是原因。但是我们应当明白的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其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一定比我大，其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也绝对不会在总体上低于我国，但为什么我们的腐败现象还会比他们中的许多国家都还要严重而普遍？他们根本就不坚持马列主义啊？他们都深陷市场经济之中啊？”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必须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所有贪污受贿存在的原因。这样的理论才能揭示贪污贿赂的普遍本质。其他次一级的原因，都是从这个最基本的原因所生发出来的。显然，上述几种认识都不能做到这点，这些观点都只能解释某个特定的社会制度产生腐败的原因，因而，均是次一级的本质。
综观古今中外的贪污受贿现象，它们的共性有哪些？找到了共性，也就找到了最普遍的原因。首先，他们都是社会的管理者，都掌握着公共权力。其次，他们都生活在现实生活中，都有自己的切身利益。再就是，有着自私自利的人格，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人性的弱点。如果三者有机地统一于某个人身上，那么，腐败堕落便是他的结局。
贪污受贿的前提之一，就是拥有权力。没有权力，也就不可能利用职权搞腐败。但并不能认为，权力本身能够腐败。大家经常说“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句名言是十分值得商榷的。陈卫东主编的《腐败控制论》中也写到：“我们认为：首先，权力的本身就蕴含着腐败的因子，这种因子就是腐败的权力根源；其次，权力本身所蕴含的这种腐败因子，从其产生的时候，就潜藏着发展的潜力，一旦这种力量获得合适的条件，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条件，就会促使腐败现象的出现。”⒀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我们这里讲的权力，是指控制、管理社会以维护某种利益的支配力量。就现代社会而言，则是指为了制造公共产品以确保社会稳定和发展、由人民通过民主而产生的支配力量，是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现。这种权力，是一种公权力。就这种权力本身而言，怎么会有腐败的绝对趋势呢？怎么会有腐败的因子呢？因此，我们认为，仅就权力而言，甚至连腐败的影子都不见。科学的提法是，拥有权力，仅仅是腐败的前提条件之一。
而权力在人类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着的东西。只要有社会存在，就必然有权力存在。因为，社会是一个组织系统，是一个有秩序的系统。组织、秩序是和权威联系在一起的，而权威则是权力的固有属性。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组织、秩序、权威和权力的社会是如何存在的。“大约在人类开始了稍具有组织性的社会生活起，权力就诞生了。而且凡具有某种组织化形式的社会生活中，就必有权力存在。按照这个基本假定，权力在人类生活的时间分布与空间分布上是普遍的。”⒁“权力，权力需要，权力异化，权力腐败，权力制约……乃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一个永不衰竭的话题。”⒂正因为权力是和人类社会、腐败现象相伴而存在的，所以，它是解释贪污受贿的一个共性的因素。
腐败产生的第二个因素，就是掌握权力者都有自己的切身利益。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⒃从自然属性来讲，人是有各大系统所组成的，是血肉之体。马克思认为，“人是直接地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⒄这就决定了，人永远摆脱不了生理上的各种需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这样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⒅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与恩格斯所说的“兽性”，都是指人的自然属性，人的生理机能。恩格斯说得很明白：“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⒆在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就说过：“食色性也。”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绝对不存在这个世间的。掌握大大小小权力的官员，也有自己的长辈需要赡养，有自己的后代需要培养，也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有自己的社交圈。总之，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而这些社会关系的维系，各种欲望的满足，是少不了以物质作为基础的。看看我们周围的现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共产党员，难道都是不言自己利益的超脱尘世的圣人吗？如果这样子来要求共产党员，是完全建立在乌托邦思想基础上的，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对党员的要求，不是“大公无私”，而应当是“先公后私”。共产党员尚且如此，其他掌握权力的人，就更不要说了。任何掌权者，都是社会、人民大众的服务者，同时又是活生生的有着丰富利益要求的血肉之体。
所以我们说，掌握公权的人，不是没有自身利益的机器人。如果有一天，公权交给没有自身利益的机器人去行使，腐败是绝对不会出现的。但这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再先进的机器人，也是要有人来操作的。于是，权力最终还是由人来行使的。而人性，是具有永恒性的。所以，人类社会自从产生那一天起，就注定避免不了这对矛盾，即：公共权力必须由拥有自身利益的个体来掌握和行使。这才是腐败得以产生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
当谈到人的自然属性时，我们是坚决反对人性恶的观点的。中国古代哲人荀子在谈到人性恶时说：“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⒇荀子把人的自然需要同人性恶等同起来，显然是错误的。人的自然属性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没有褒贬之意。人性的善和恶，是社会属性，是在社会中产生的，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因此，人的私利（人的自然需要）和自私（损人利己），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私利，是由人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而自私，则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如果说人性本恶，天生如此，那么，自私便是人的天性了。这样一来，腐败只要具有这两个条件，就必然会产生。或者说，掌权者就一定是腐败者了。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太可悲了，也就不可能发展，人类的前途也就黯然无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掌握公权的私人，能掌好权、用好权，在封建社会也是存在的。在民主法治发达的国家，廉洁从政，更是蔚然成风。同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绝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能够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到了勤政和廉政，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为政清廉也是普遍现象。由此可以证明，人性不是自私的。
因此，人性不是自私的，而是表现为中性的需要。这种需要，仅仅是自然所决定的需要而已，丝毫没有善与恶的社会属性。由此推论，具有了上述两个因素，仅仅是腐败产生的现实可能性。公权由私人掌握，腐败的可能性要转化为现实性，还必须由一个必要的条件，这就是掌权者的自私性。可用下图(可称为腐败内在结构图)来形象地表述：
掌权主体
合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
合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政府令〔2007〕131号
《合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已经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５日市人民政府第１０４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日起施行。
市长
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合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规划管理，保证城市规划的实施，根据《合肥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及有关法规、规范，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详细规划编制、城市规划管理及各项建设工程均应符合本规定，临时建设、个人自建房除外。
第二章 建设用地
第三条 城市建设用地，按其主要用途和功能分区的基本原则，依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１３７—９０）分类如下：
（一）R—居住用地；
（二）C—公共设施用地；
（三）M—工业用地；
（四）W—仓储用地；
（五）T—对外交通用地；
（六）S—道路广场用地；
（七）U—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八）G—绿地（公共绿地、公园绿地）；
（九）D—特殊用地。
第四条 居住用地（R），指居住区、居住小区、居住组团和单位生活区等各种类型的成片或零星居民居住生活聚居地用地（商品住宅开发、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建设用地）。居住用地包括住宅用地（R０１）、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用地（R０２）、道路用地（R０３）和公共绿地（R０４）。
（一）一类居住用地（R１），指以低层住宅为主、设施齐全、建筑密度较低、绿地率较高且环境良好的用地；
（二）二类居住用地（R２），指以多层、高层住宅为主、设施齐全、布局完整、环境较好的用地；
（三）三类居住用地（R３），指设施比较齐全、布局不完整、环境一般、或与其它用地有交叉的用地。
第五条 公共设施用地（C），指居住区级及以上的行政、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以及科研设计等机构和设施的用地，不包括居住用地中小区级、组团级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一）行政办公用地（C１），行政、党派和团体等机构用地；
（二）商业金融业用地（C２），商业、金融业、服务业、旅游业和市场等用地，容纳除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以外的各种贸易公司、商社及其咨询机构、金融、保险、证券等行业及其它各类公司的办公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用地，旅馆、招待所、度假村及其附属设施用地，独立地段的农贸市场、小商品市场、工业品市场、和综合市场用地；
（三）文化娱乐用地（C３），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广播电视、图书、展览、游乐等设施用地；
（四）体育用地（C４），体育场馆和体育训练基地等用地，不包括学校等单位内的体育用地；
（五）医疗卫生用地（C５），医疗、保健、卫生、防疫、康复和急救设施等用地；
（六）教育科研设计用地（C６），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各类中小学用地（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和寄宿制高级中学等学校用地）、科学研究和勘测设计机构等用地。
第六条 工业用地（M），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库房、办公用房、少量非经营性宿舍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不包括职工住宅用地，该用地应归入R。
（一）一类工业用地（M１），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基本无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
（二）二类工业用地（M２），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有一定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
（三）三类工业用地（M３），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有严重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
第七条 仓储用地（W），指仓储企业的库房、堆场和包装加工车间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
（一）普通仓库用地（W１），指储存一般货物的普通仓库用地；
（二）危险品仓库用地（W２），指储存易燃、易爆和剧毒等危险品的专用仓库用地。
第八条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市级、区级和居住区级的市政公用设施及其附属的建筑（含构筑物，下同）和管理维修设施等用地。
（一）供应设施用地（U１），供水、供电、供燃气、供热和加油（气）等设施用地，不包括电厂、煤气厂用地（纳入工业用地）；
（二）交通设施用地（U２），指公共客运交通、货运交通、冲洗站和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三）邮电设施用地（U３），指邮政、电信等设施用地；
（四）环境卫生设施用地（U４），指雨水污水中水泵站、污水处理厂及粪便垃圾集运、堆放、处理等设施用地；
（五）施工与维修设施用地（U５），指房屋建筑工程、设备安装工程、市政工程、绿化、地下构筑物等施工及养护维修设施等用地；
（六）殡葬设施用地（U６），指殡仪馆、火葬场、骨灰存放处和墓地等设施用地；
（七）其他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９），如：消防、防汛等设施用地。
第九条 绿地（G），市级、区级和居住区级的公共绿地和生产防护绿地（包括其范围内的水域）。
（一）公共绿地（G１），指向公众开放，有一定游憩设施或装饰作用的绿化用地，包括各类公园和街头绿地。游乐功能为主的归入C３；
（二）生产防护绿地（G２），指用于园林生产、隔离、卫生和安全防护等的绿化用地。
第十条 对外交通用地（T），铁路、公路、管道运输、港口和机场等城市对外交通运输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
第十一条 道路广场用地（S），市级、区级和居住区级的道路、广场和停车场等用地。
第十二条 特殊用地（D），军事、保密等特殊性质的用地。
第十三条 城市建设用地适建性规定：
（一）各类建设用地的划分和使用性质，应遵循土地使用相容性原则，符合经批准的详细规划规定；
（二）尚未批准详细规划的地区的建设用地，应根据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开发区总体规划）和本规定之表一《各类建设用地适建范围表》（以下简称《表一》）进行适建性划分和使用；
（三）需改变已经批准规划所确定的建设用地性质和适建范围，应编制调整规划并按规定程序和审批权限报批获准后方可执行；
（四）成片开发建设的居住区用地，应按规范要求首先做好四类用地平衡；
（五）不宜在底层为大型商业、农贸市场的建筑上建设居住建筑。严格限制底部小型商业上部住宅、办公建筑。
第十四条 合肥市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按批准的总体规划执行。
第十五条 毗邻城市道路、河道两侧进行建设的项目，建设单位必须代征、代拆上述道路、河道中心线一侧内的用地和建筑（其中应包括与道路、河道配套的绿化带）。
第三章 建筑容量
第十六条 新区建设、旧区改建应成片开发，不宜零星建设。
第十七条 成片开发建设（新区）的居住用地建筑容量控制指标按国家相关规范执行。建筑密度、容积率按净指标与用地平衡指标换算。
第十八条 其他各类建筑基地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可参照本规定之表二《建筑密度和建筑容积率控制指标表》（以下简称《表二》）执行。
第十九条 单个建筑基地的具体建筑容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结合现状周边情况、区位、交通、环境和土地价值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后确定，但不应超过控制指标的３０％。
第二十条 《表二》适用于类型单一的建筑基地。对混合类型的建筑基地，其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应将建筑基地按使用性质分类划定后，按不同类型分别执行；对难以分类执行的建筑基地和综合楼基地，应按不同性质建筑的建筑面积比例和不同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换算建筑容量综合控制指标。
第二十一条 对未列入《表二》的科研机构、大中专院校、中小学校、体育场馆以及医疗卫生、文化艺术、幼托等设施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应按经批准的详细规划和有关专业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建筑基地未达到下列最小面积的，不应独立建设：
（一）低层居住建筑１０００平方米；
（二）多层居住建筑、多层公共建筑２０００平方米；
（三）高层居住建筑、高层公共建筑３０００平方米。
第二十三条 建筑基地未达到前条规定的最小面积，但有下列情况之一，且确定不妨碍城市规划实施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予核准建设：
（一）邻接土地为既成道路、河道或有其他类似情况，确实无法调整、合并的；
（二）因城市规划街区划分、市政公用设施等限制，确实无法调整、合并的；
（三）农村地区的村镇建设，因特殊情况，确实难以达到前款规定面积的。
第二十四条 原有建筑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已超出规定值的，除特定必须的公共配套设施外，不宜在原有建筑基地范围内进行扩建、加层。
第二十五条 建筑基地在核定指标之外为社会公众提供开放空间的，在符合消防、卫生、交通等有关规定和本章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可按下表的规定奖励增加建筑面积。但增加的建筑面积总计应不超过核定建筑面积（建筑基地面积×核定建筑容积率）的百分之二十。
核定建筑容积率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表二》和本章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二十六条 因公共交通需要，建筑之间架设穿越城市道路的空中人行廊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廊道净宽度不宜大于６米、廊道下净空高度应不小于５.５米，城市支路上穿越跨度小于１６米且不通行公交车辆的廊道下，净空高度应不小于４.６米；
（二）廊道内应不设置商业设施。
凡符合前款规定的廊道，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建筑容量控制指标范围。
第二十七条 建设项目为旧区改建（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改造）、经济适用房等，在满足建筑退让及间距规定的前提下，其建筑容量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用地环境条件合理确定。
第四章 建筑间距
第二十八条 规划编制单位在编制规划方案时，必须遵守国家有关间距、日照等标准。
第二十九条 住宅建筑间距应以满足日照要求为基础，并综合考虑通风、采光、抗震、消防等因素确定。多、低层建筑通过正向获得日照，遮挡建筑为多、低层建筑的，应采用间距系数法计算建筑间距且按最不利点确定，不适用日照分析法。
第三十条 受遮挡建筑为违法建设、临时建设，其日照（间距）不予考虑；规划确定待改造区域内的建筑物，其日照（间距）可不予考虑。
第三十一条 住宅建筑应确定一面作为主朝向，其他朝向为次要朝向，次要朝向可不考虑其日照要求。在不影响相邻单位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可增加另一主朝向。主朝向的采光窗所在的墙面为日照计算墙面。
有日照需求的建筑不宜东西向布置。
第三十二条 遮挡建筑为高层建筑，且受遮挡建筑为住宅时，应对受遮挡的住宅进行日照分析，并应结合本章相关规定确定建筑间距。高层建筑日照分析规则见附录三。
建设单位及设计单位应当对提供的日照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相关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两幢建筑夹角小于或等于３０度布置时，其最窄处间距按平行布置建筑间距控制；大于６０度布置时，其最窄处间距按垂直布置的建筑间距控制。两幢建筑夹角大于３０度小于或等于６０度布置时，其最窄处建筑间距按既非平行也非垂直布置的建筑间距控制。
第三十四条 多层住宅之间的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平行布置时：
１、南北向或南偏东（西）１５度（含１５度）范围内的平行布置住宅，且南侧建筑高度在１８米以下的（含１８米），其建筑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１.２３倍（旧区改建项目内新建住宅为１.２倍）；南侧建筑高度超过１８米，其建筑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１.２６倍（旧区改建的项目内新建住宅为１.２３倍）。
２、南北向的南偏东（西）１５度至４５度（含４５度）范围的平行布置住宅，其建筑间距可按第一款规定进行方位间距折减，折减系数为０.９。
３、东西向（含东偏南、偏北４５度范围内）平行布置且东西向采取日照的住宅间距应不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１.２倍，且应不小于１３米。
（二）垂直布置时（相对的建筑山墙宽度大于１４米的，其间距按平行布置间距控制）：
１、南北向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８倍，且应不小于１３米；
２、东西向间距应不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０.６倍，且应不小于１３米。
（三）既非平行也非垂直布置的，最小处间距应不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０.９倍，且应不小于１３米。
第三十五条 高层住宅之间的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平行布置时：
１、朝向为南北向或南偏东（西）４５度（含４５度）范围内的高层住宅建筑平行布置时，间距应不小于３０米（旧区改建为２４米），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建筑正向重叠长度为３０米（含３０米）以内的，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３倍；
建筑正向重叠长度为３０-４０米（含４０米）的，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４倍；
建筑正向重叠长度大于４０米的，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５倍；
２、东西向或南偏东（西）４５度至９０度范围内的高层住宅建筑平行布置时间距应不小于较高建筑高度的０.３倍，且应不小于２４米。
（二）垂直布置时（相对的建筑山墙宽度大于１６米的，其间距按平行布置间距控制）：
１、两幢建筑南北方向垂直布置时（T型或倒T型），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３倍，且应不小于２４米；
２、两幢建筑东西方向垂直布置时（H型或半H型），间距应不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０.２５倍，且应不小于１８米。
（三）既非平行也非垂直布置时，可按正向投影平均距离计算间距，最小处间距不宜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０.３倍，且应不小于２４米。
第三十六条 低层住宅之间的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平行布置时：
１、南北向或南偏东（西）４５度（含４５度）范围内平行布置时，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１.３５倍，且应不小于８米；
２、东西向或南偏东（西）４５度至９０度范围内平行布置时，间距应不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１.２倍，且应不小于６米。
（二）垂直布置时（相对的建筑山墙宽度大于１４米的，其间距按平行布置间距控制）：南北向间距应不小于８米且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１.１；东西向间距应不小于６米。
（三）即非平行又非垂直布置时，间距应不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１.２倍，且应不小于８米。
第三十七条 低层住宅与多层住宅之间的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遮挡建筑为低层建筑的按低层住宅间距执行；
（二）遮挡建筑为多层建筑的按多层住宅间距执行；
（三）低层住宅与其东、西侧多层住宅垂直布置时，间距应不小于６米，相对墙面均开窗间距应不小于８米。
第三十八条 高层住宅与多、低层住宅之间的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遮挡建筑为高层建筑的按高层住宅间距执行；
（二）遮挡建筑为多层建筑的按多层住宅间距执行；
（三）高层住宅与南侧多、低层建筑的间距应不小于１３米；
（四）两幢建筑互为遮挡建筑时，分别计算间距，取较大值。
第三十九条 住宅建筑山墙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多层住宅之间不宜小于６米；
（二）高层与各种层数住宅之间应满足消防间距要求，不宜小于１３米，不得小于９米；
（三）高层与高层之间应不小于１３米。
第四十条 非住宅建筑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高层非住宅建筑：南北向平行布置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３倍，且应不小于１８米；东西向平行布置间距应不小于较高建筑的０.２５倍，且应不小于１３米；
（二）高层非住宅建筑与多层非住宅建筑平行布置间距应不小于１３米；
（三）多层非住宅建筑南北向平行布置时，其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６倍，且应不小于１０米；多层非住宅建筑东西向平行布置时，其间距应不小于较高建筑高度的０.６倍，且应不小于１０米；
（四）低层非住宅建筑与高、多、低层非住宅建筑平行布置时间距按消防规定控制，但最小值不宜小于６米；
（五）其它形式布置的非住宅建筑间距，非住宅建筑的山墙间距按消防间距规定控制。
第四十一条 非住宅建筑与住宅之间的建筑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非住宅建筑位于南北向（偏南北）布置住宅南侧，或位于东西向（偏东西）布置住宅东西侧的，其间距按住宅间距执行；
（二）非住宅建筑位于南北向（偏南北）布置的住宅东、西侧的：
１、建设多层建筑时，应满足消防间距，且应不小于６米；
２、建设高层建筑时，除应满足住宅规定日照要求外，且应不小于１３米。
（三）非住宅建筑位于住宅北侧的，按非住宅建筑间距执行。
第四十二条 医院病房楼、休（疗）养院住宿楼、幼儿园、托儿所和中、小学校教学楼、老年公寓，与相邻建筑间距应保证被遮挡的上述建筑冬至日有效日照不少于２小时（南北向平行布置的多层建筑不宜小于南侧多层建筑高度的１．５倍）。
第四十三条 非居住建筑与居住建筑垂直贴建的，必须满足居住建筑规定日照要求，其建筑按整体建筑综合考虑，且与居住建筑贴建的墙面离住宅窗户８米范围内不应开窗。
四十四条 受遮挡含居住的综合楼之间的建筑间距，按住宅的建筑间距执行，受遮挡部分在计算与遮挡建筑间距时，可扣除非住宅部分层高度，但扣除后的间距不得小于１３米。
第四十五条 上述建筑间距系数适用于无地形高差布置的建筑，对有地形高差的建筑间距，应将其地形高差计入建筑高度。
第四十六条 高、多、低层、退台等组合建筑间距分别按各类别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七条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已注明不能满足规定日照要求的房屋，不宜作为商品住宅出售（分配）。确需出售（分配）的，建设单位在销售（分配）时应向购房户（分配的住户）书面说明。
第五章 建筑退让
第四十八条 沿建设用地边界和沿城市道路、河道、铁路两侧及电力线保护范围等边侧的民用建筑，其退让距离除必须符合日照间距、文物保护、风景旅游、市政管线、消防环保、抗震、防汛和交通安全等有关规定外，应同时符合本规定。
第四十九条 相邻东西边界处，不宜布置东西向建筑。
由高、多、低层等组合建筑及退台建筑的退让，分别按各类别有关规定执行，但退让城市道路红线时按最高类别执行。
第五十条 多（低）层建筑退让用地南北边界的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满足相邻用地现状建筑和已批准的规划建筑规定日照间距。
（二）南北向布置的多（低）层建筑退让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退让北界距离应不小于该建筑与边界北侧多（低）层建筑规定间距的三分之二，且应不小于８（３）米；
退让南界距离应不小于该建筑与边界南侧建筑规定间距的三分之一，且应不小于４（２）米。
（三）南北向的南偏东（西）１５度至４５度（含４５度）范围内布置的住宅退让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退让北界距离按退让建筑物中心线取平均退让值满足规定间距的三分之二，且平均退让值应不小于８（３）；
退让南界距离按退让建筑物中心线取平均退让值满足规定间距的三分之一，且平均退让值应不小于４（２）。
（四）东西向布置的多（低）层建筑退让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退让北界距离不宜小于建筑高度的０.５倍；且应不小于６（３）米，居住建筑应不小于８（３）米；
退让南界距离不宜小于建筑高度的０.２５倍；且应不小于３（１.５）米，居住建筑应不小于４（２）米。
第五十一条 多（低）层建筑退让用地东、西边界的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南北向布置的多（低）层建筑退让距离应不小于该建筑与其东、西侧建筑规定间距的二分之一，且应不小于５（３）米；
（二）东西向布置的多（低）层非居住建筑，距其东、西边界距离应不小于自身建筑高度的０.６倍，且应不小于１２（６）米；相邻单位为现状永久性非居住、教育、卫生建筑时，最小值可为６（３）米；
（三）东西向布置的多（低）层居住建筑，应不小于自身建筑高度的０.８倍，且应不小于１２（８）米。
第五十二条 高层建筑及锅炉房、变电所、加油站、厂房等特殊功能的建筑（构筑）物在退让其用地边界时，除应退让规定间距外，还必须承担由其产生的规定间距。
加油站周边无现状建筑物时，退让用地边界可按三级站油灌区不小于６米，二级站油灌区不小于９米执行。
第五十三条 南北向布置的高层建筑退让边界的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边界外侧有现状（规划）建筑的退让，按现状（规划）相关间距执行，且满足第五十二条规定，且平均值如下：
退让北界应不小于２０米；
退让南界应不小于１０米，旧区改建应不小于８米；
退让东、西界应不小于８米，旧区改建应不小于６.５米。
（二）边界外侧尚无现状（规划）建筑的退让，除满足前款要求外，还应根据日照分析结果确定。
（三）日照分析的北影响线按下列规定控制：
１、北界外侧现状和规划用地性质均为居住、教育、卫生的，根据现状和规划居住、教育、卫生建筑位置确定；
２、北界外侧尚无现状建筑且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教育、卫生的，应按平均距边界１０米执行；
３、北界外侧规划用地性质为非居住、教育、卫生的，宜按平均距边界２０米执行，对采光通风无要求的可不限；
４、与北界外侧用地同步规划的可按规划方案执行。
第五十四条 东西向布置的高层（非）居住建筑退东西边界平均距离应不小于自身建筑高度的０.１５倍，且应不小于１５（１０）米；边界外侧为非居住、教育、卫生建筑用地的，可不小于１０（７）米，但均应满足第三十五条和消防间距规定要求。
第五十五条 建筑退让边界特殊情况下的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建筑与用地边界退让距离不规则时，高（多）层建筑退让边界平均距离应达到规定值要求，但最窄处的最小值不得小于５（３）米；
（二）用地边界既非东西又非南北的，用地边界走向小于４５度的，参照南北向退让标准执行，大于等于４５度的，参照东西向退让标准执行，但正向退让距离应不小于南北与东西向退让距离要求；
（三）在不影响边界外侧用地单位使用功能和退让距离满足最小值前提下，建筑退让距离可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
第五十六条 地下建筑离用地边界距离不宜小于地下建筑埋置深度（自室外地平面至地下建筑底板的距离）的０.７倍。按上述距离要求退让相邻用地边界确有困难的，其距离可适当缩小，但应不小于３米，且围护桩和自用管线不得超过基地界限。
沿城市道路两侧，地下建筑退让道路红线应不小于８米。沿路地下建筑退让小于主体建筑退让的，其顶面标高应设在地面正负零以下。
第五十七条 建筑退让道路的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沿城市道路两侧新建、改建建筑，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应不小于下表所列值：
注：h——建筑高度。
（二）后退计算点为计算建筑面积的建筑最外墙面线。
（三）新建影剧院、游乐场、体育馆、展览馆、大型商业设施（单层建筑面积５０００平方米及以上、总营业建筑面积８０００平方米及以上的）等有大量人流、车流集散的建筑，其临城市道路的主要出入口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应不小于３０米；红线外有绿线控制的，且后退绿线距离应不小于２０米。
（四）主次干路交叉口四周的建筑，后退道路切角线的距离应按主要道路要求，并宜增加５米执行。
（五）高、多、低层组合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距离，必须按主体（最高类别）建筑退让标准执行。
（六）旧区改建，在满足消防和交通要求前提下，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其后退道路红线距离可适当减小，但应不小于下一级的退线要求。
（七）建筑与城市道路非平行布置的，退让距离可采用平均值，但最小处应不小于下一级退线要求。
（八）商业步行街、小街巷两侧的建筑，退让距离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核定，但不得逾越道路红线。
（九）严禁建筑的雨蓬、基础、台阶、围墙及其附属设施逾越道路红线。
第五十八条 建筑后退铁路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高速铁路两侧建筑与最外侧轨道中心线距离应不小于５０米；
（二）铁路干线两侧建筑与最外侧轨道中心线距离应不小于２０米；
（三）铁路支线、专用线两侧建筑与最外侧轨道中心线距离应不小于１５米；
（四）铁路两侧围墙与最外侧轨道中心线距离应不小于１０米，围墙高度应不大于３米。
第五十九条 建筑后退电力线的距离应满足电力设施保护有关规定，并同时满足下列要求：
（一）在电力线保护区（高压走廊）范围内不应新建建筑；
（二）建筑距各级电压架空线路的最小水平距离不宜小于以下规定：
１-１０KV ５米； ３５-１１０KV １０米；
１５０-２２０KV １５米； ３３０-５００KV ２０米。
第六十条 建筑后退蓝线、绿线的距离，除退红线距离应大于第五十七条规定要求，且满足有关规划另有规定外，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建筑高度在２４M（含）以下的，后退距离应不小于５米；
（二）建筑高度在２４M-１００M（含）的，后退距离应不小于１０米；
（三）建筑高度在１００M以上的，宜适当加大后退距离，具体标准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酌情确定。
第六十一条 在村镇、城镇范围以外的公路规划红线两侧应划定隔离带，除规划另有规定外，隔离带宽度的具体规定如下：
（一）高速路、国道两侧各不宜小于５０米；
（二）一级公路两侧各不宜小于２０米；
（三）二级及以下等级公路两侧各不宜小于１０米；
（四）公路红线和隔离带内，不应新建、改建、扩建建筑，但可耕种或绿化。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开挖沟渠、埋设管道、架设杆线、开辟服务性车道等；
（五）沿穿越村镇、城镇的公路两侧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可按村镇、城镇规划进行管理，但建筑后退公路隔离带的距离应不小于５米。
第六章 建筑高度
第六十二条 建筑的高度必须符合建筑间距退让、日照、消防、城市景观设计等方面的要求，同时应符合本章的规定。
第六十三条 机场、气象台等设施周围、微波通道范围内新建、改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其控制高度应符合有关净空高度限制等规定。
第六十四条 在文物、建筑保护单位、风景区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改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其控制高度应符合建筑和文物保护的有关规定，并按经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执行。暂无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应先编制城市设计或建筑设计方案，做视线分析，确定控制高度和保护措施。
第六十五条 鼓励沿城市快速路及主、次干路两侧建设高层公共建筑。建筑高度应保证建筑型体比例协调，保持良好的城市天际线。沿城市快速路及主、次干路两侧新建、改建建筑，除满足有关规定外，其控制高度宜符合下列规定：
（一）沿路一般建筑的控制高度（H）不宜超过道路规划红线宽度（W）加上建筑后退道路红线距离（S）之和的１.５倍，即：H≤１.５（W+S）。
（二）沿路高层组合建筑的高度，宜按下式控制：A≤L（W+S）。
式中：A—沿路高层组合建筑以１：１（即４５度）的高度角在地面上投影的总面积，L—建设用地沿道路规划红线的长度，W—道路红线宽度，S—沿路建筑的后退距离。
第六十六条 建筑临接两条以上道路、直接临接广场、河道的，其高度可适当提高。
第七章 绿 地
第六十七条 各类建筑基地内绿地面积占基地面积的比例（绿地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居住区绿地率应不小于４０％；
（二）工业、商业、金融、仓储、交通枢纽、市政公用设施等单位，绿地率不宜小于２０％；对有大气、噪音污染的厂矿企业单位，绿地率应不小于３０％；
（三）机关团体、文化娱乐、教育体育、卫生、科研院所、部队等单位，绿地率不宜小于３５％；
（四）属于旧区改建，绿地率可酌情降低，但不宜低于５个百分点。属于风景区周边控制范围内的，绿地率应提高５个百分点。
第六十八条 产生有害性气体及污染物的工厂及垃圾处理厂，应按相应的专业规范要求设置卫生防护林带。
古树名木周边宜留出应不小于２０米的保护绿地。
滨临水体的绿带应结合地形与岸线设计，形成有滨水特色的景观绿带，并应在道路和水面之间留出透景线，有机地组织水体、绿带景观。
第六十九条 新建居住区的公共绿地，采用分级设置的原则。
（一）组团级公共绿地面积应不小于总用地面积的４％，且应不小于０.５平方米／人；小区级（含组团级）公共绿地面积应不小于总用地面积的７％，且应不小于１平方米／人；居住区级（含组团级和小区级）公共绿地面积应不小于总用地面积的１０％，且应不小于１.５平方米／人；
（二）每块集中绿地面积应不小于４００平方米，宽度不得低于８米，且必须满足应不小于三分之一面积在建筑日照阴影范围之外。其中绿化面积（含水面）不宜小于总绿地面积的７０％；
旧区改建可酌情降低，但应不低于相应指标的７０％；
（三）鼓励居住区公共绿地向公众开放；
（四）沿城市道路两侧的公共绿地或绿化隔离带，不在建筑基地范围内的，不应作为小区集中绿地计算。
第七十条 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公共绿地应严格控制，不应挪作他用。确因特殊需要，需要改变其用地性质的应严格按有关规定报批。
城市绿线范围内，不应建设与绿地规划无关的项目。配套附属建筑应以低层为主，管线工程必须埋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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