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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连斌 武汉大学 教授
赵正华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关键词: 裁判文书/裁判方法/涉外民商事案件
内容提要: 我国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均存在许多不足，格式不统一、语言不规范等现象普遍存在。文书内容的写作上，裁判方法的运用方面问题比较突出。先决问题、对法律关系的识别、选法理由等涉外民商事案件需重点说明的问题往往在文书中缺失。造成此种问题的根源可从客观的制度因素和主观的人为因素等层面去考察。明确赋予法官释法的权力、提升法官的国际私法素养、基层法院指定专门的法官审理涉外案件可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参考。


　 涉外案件可以更直接地让外国人感受到内国的法律环境，让国际社会感受到内国的法治状况。[1]而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作为涉外案件裁判过程及结果的载体，是涉外审判活动的综合体现，是对案件全部审判过程的客观反映和理性总结，体现了法官的办案质量、司法水平与判案能力，是国际社会了解内国司法的一个重要窗口。有关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现状的统计资料和学术分析文章很少，且仅关注获得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权的法院审理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对未获得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权的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涉外婚姻家庭类案件，则鲜有统计资料和学术文章予以关注。[2]对于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现存问题的根源，有的学者认为是裁判者主观上认识不到位和受制于文书的格式，制度上缺乏激励机制以及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使然。但遗憾的是，已有著述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3]涉外民商事案件—包括涉外婚姻家庭类案件—裁判文书在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本文在综合前述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涉外民商事审判的实践经验，试图从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对现存问题做一番分析和梳理，指出造成这一现状的制度和人的因素，而后提出改进意见。

　 一、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的现存问题

　 就裁判文书形式上存在的问题而言，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普遍存在格式不统一、语言不规范现象，比如有的裁判文书标题没有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外方当事人的中文姓名或名称没有经过公证认证，也没有用其自然人身份证明或企业登记用的语言文字表述出来。[4]顺便提及的是，在涉诉外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障方面，有的一审涉外案件裁判文书在告知当事人上诉期限时，将外方当事人上诉期限（30天）与内国当事人上诉期限（15天）混同。在对外方当事人采用公告方式送达诉讼法律文书且该外方当事人没有出庭应诉的案件中，判决书并没有交待清楚在采取公告方式送达之前，对该外方当事人已经穷尽其他的法定送达方式。[5]

　 在涉外民商事裁判方法的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越过管辖权，不对法律关系进行识别

　 部分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尤其是基层法院制作的裁判文书没有论证我国法院取得案件管辖权的依据，认为只要案件在法院立案，该法院自然就取得案件的管辖权，在案件审理阶段不再审查我国法院是否有管辖权。同时，把管辖权与准据法混为一谈，在说明法院取得管辖权的同时就径直适用法院地法即我国的实体法律裁判案件。裁判文书中普遍存在没有将案件识别为涉外案件或把一个案件定性为涉外案件的理由过于简单的现象，造成找法的理由很突兀。

　 （二）忽视先决问题

　 许多裁判文书没有对案件的先决问题作出合理分析。比如涉外离婚纠纷案件中婚姻本身的有效性，涉外合同纠纷的合同是否有效。而对这些问题的审查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婚姻无效或合同无效，那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就应该依法予以驳回。如果跳过案件的先决问题，先入为主地认为婚姻有效或合同有效，据此得出的审判结论就有可能是错误的。同时，很多审理涉外案件的法官没有注意到先决问题的准据法和案件本身的准据法有可能不同，比如涉外离婚案件，如果婚姻本身不是在我国登记（缔结）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该离婚案件的先决问题即婚姻本身是否有效是要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审查的，但裁判文书中没有反映出适用该婚姻缔结地法审查婚姻是否有效的内容。

　 （三）缺乏选法理由

　 大部分裁判文书没有援引冲突规范说明选法的理由，直接适用法院地法。[6]这种做法虽然大多数时候是结果正确，但在法律推理方面却存在严重不足。即使有的涉外案件裁判文书说明选法的理由，但选法的过程往往很机械，理由也过于简单，不周延。此外，确定合同争议案件准据法时，如果当事人事前没有选择争议适用的法律，裁判文书中并没有反映出是否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审查过当事人在诉讼中是有无选法合意，就直接运用我国的冲突规范确定案件的准据法。在确定涉外侵权案件的准据法时，侵权行为地的法律无一例外地成为行为合法性和其他争议焦点（比如是否应该赔偿）的准据法。

　 我国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在识别、先决问题及选法的理由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直接影响裁判文书对公正性与合理性的宣示，同时影响判决的权威性。

　 二、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现存问题的成因分析

　 正确地界定问题才有助于正确地解决问题。对于涉外裁判文书现存问题的根源，有必要从客观的制度因素和主观的人为因素两个层面对该现状进行深入分析。

　 （一）法官业务素养、生活经验的欠缺

　 尽管专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官整体业务素养要高于审理纯国内案件的法官的业务素养，但由于裁判者都是生活在特定的国内法环境里，文化背景及法律意识都打上了特有的烙印。即使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由于大多没有受过系统的涉外案件裁判方法方面的培训，实践中也难以熟练掌握并运用国际私法。[7]而冲突规范因缺乏稳定性、明确性和可预见性，给法官找法造成很大的困难：若找法的结果是适用外国法，法官很难从整体上把握该外国私法体系，也很难像适用本国法一样准确地适用外国法，导致司法实践中“回家去”的趋势愈发明显。同时，由于涉外案件的数量相比纯国内案件较少，很难引起裁判者的足够重视，加之法官自我学习的动力不足，这也是导致审理涉外案件的法官在审理涉外案件的素养方面难以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再者，大部分法官自身与有涉外因素的事情没有联系或联系较少，生活中也就没有这样的经验。以重庆法官为例，在重庆的工作和生活中很少遇到外国人并和他们打交道，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作出的裁判就会显得很生硬。入乡随俗、客随主便的观念在裁判者的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也很难接受法域平权之类的国际私法观念。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尽管我国已有的国际私法规范和国际上先进的国际私法并无多大区别，由于这些规则往往不是内生，而是从其他国家移植或借鉴过来，即使制定法放在那里，适用起来也极有可能走样。

　 （二）司法服务需求及评价标准的提升

　 司法服务需求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提高对裁判文书的写作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使得法院的受案量剧增。由于传统纠纷解决机构（比如人民调解委员会、族长及单位等）纠纷解决功能的式微，大量本不该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涌进法院，司法服务需求在数量方面的提升造成法官人手不足。而日益增加的司法服务需求使得法官很难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如何把判决书写好，把大量凭自己的直觉得出裁判结论的裁判心理过程通过文字的形式完整地表达出来。[8]司法服务需求质量的提升，社会分化带来的道德多元、社会异质化也使法官裁判案件时面临更多的争议。为在诠释社会观念的同时不致引发社会争议，法官有时不得不对判决依据进行技术性处理，只将一部分“上得了台面”的裁判依据展示出来。[9]此外，有一点不得不提及的是，在评价我国法官的裁判文书写作水平时，还是习惯于把欧美国家的裁判文书尤其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或州最高法院、上诉法院的那些优秀判决书作为标杆，而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视。

　 （三）法官释法的制度瓶颈

　 在我国，造法的工作严格归属于立法机关，法官的任务仅仅是负责适用法律。尽管适用法律总会有解释，有推理，甚至有某种程度的创造，但是其推理形式相对简单，且更多是一种演绎的方式。我国的司法体制倾向于把法官打造成自动售货机，法官只是一个纠纷解决者，而不是规则确定者，而且并不总是用规则解决纠纷。同时，法官—尤其是一审案件的法官—是在用裁判的方式解决纠纷，而不是用裁判的方式确定规则，因而导致其没有动力花费很大的精力在判决书的写作上。一个经验的判断就是，当事人争议较大且有可能上诉的判决，判决书往往写得比较仔细，论理也充分得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就在于裁判文书的受众—包括二审案件的承办法官—有这个需要。一审案件的承办法官需要论证周延，以防被二审法院改判。现有的司法体制也促使法官不注重运用裁判方法释法，因为这会增加裁判风险。[10]如果不对案件说理同样能作出裁判且不会受到追究，法官何必去冒险。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在排除合同争议案件中当事人协商选法的情形后，法官在审理涉外案件时用法的顺序是国际条约、内国法或外国法、国际惯例。经冲突规范指引适用内国法后，遇到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是常有的事情。若案件系涉外商事纠纷，通过适用商事惯例是能够解决的。但遇到涉外婚姻家庭类案件、涉外侵权类案件，则很少有国际惯例可供适用。这种情况下，裁判者遇到的问题和审理纯国内案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11]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就是依据法院系统内部就此类问题形成的指导性意见（司法解释除外）作出裁判，而这样的指导性意见没有上升为法律，甚至永远也不会上升为法律，因为这样的问题或者很琐细，或者本身就是我国社会转型中遇到的过渡性问题。[12]比如外国人在我国境内发生交通事故时残疾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问题，现有的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只是规定纯国内案件受害人的赔偿标准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或者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收入状况等予以确定。如果一个美国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发生交通事故，按照那里的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赔偿标准不但低于美国的赔偿标准，甚至低于国内其他一般地区的标准。对来自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人确定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时，司法实践中形成的一致看法是不论交通事故发生于何处，均参照深圳市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予以确定，但这种意见并不是制定法（包括司法解释），无疑会增加裁判者释法的难度。

　 此外，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与法官释法密切相关。这种模式一方面导致大量并不复杂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案件并没有多少论证价值；另一方面，法官依据职权主动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在案件事实方面的争议就会小些，适用法律方面的争议往往也会很小，裁判中说理的成分自然就很少。

民事诉讼调解之能力要求

崔文茂


诉讼调解是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调解作为重要的诉讼机制，具有解决纠纷的高效、经济、公正、彻底和稳定等独特的优势。诉讼调解制度根植于中国的司法实践，并因为它有上述诸多的优势，被国际司法界称为“东方经验”。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审判制度正在不断增强法院调解的作用，法官失去当事人自主解决纠纷尤为诉讼制度改革的新目标。
一、提高诉讼调解能力的有效方法
作为一名民（商）事法官，首先应该提高自己的调解意识，重视日常的调解工作，同时，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提高自己做思想工作的能力，也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诉讼调解疏导能力。具体可采取：心理缓和法、矛盾疏导法、批评教育法、因案制宜法、直觉观察法、合力调解法。
1、所谓“心理缓和法”，是指法官在案件接手后，以平易近人的方法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努力创造一种融洽和谐的气氛，消除当事人的对立情绪。
2、所谓“矛盾疏导法”，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当明确当事人之间的争执焦点后，就设法寻找双方当事人的弥合点，用真情换取双方的良知和理智，有针对性地做矛盾疏导工作促使他们摒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
3、所谓“批评教育法”，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注意运用好首先评价的武器，扬善挞恶，对过错方当事人该批评的坚决批评，该教育的及时教育，使其认识到错误，转变态度，配合审判工作。同时也使无过错的一方感到法官是非分明、公正可信，增加对法官的信任感，最终促使双方在法官的主持下达成一致意见。
4、所谓“因案制宜法”，是指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能巧妙抓住不同当事人的心理特征，研究其种种行为规律，用心去聆听他们的心声，像医生给病人治病一样，对症下药，区别对待，分而治之，有针对性地做矛盾的调处和疏导工作。
5、所谓“直觉观察法”，是指法官在庭审中善于观察案件异常情况，对当事人在庭审中有异常情绪激动的、曾发生过激行为和矛盾冲突的、对法院判决有抵触情绪的、由家属陪同来开庭的、一方起诉是出于报复心理等情况积极做好相关预防和疏导工作，从而及时阻止和避免矛盾激化发生。
6、所谓“合力调解法”，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要善于寻求法院之外各方力量，形成合力，协同调处矛盾。在审判工作中，要妥善地解决问题，真正化解纠纷，光靠法官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上述诉讼调解方法有一个明显的共性，那就是它们大都贯穿着一种心理学上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官如果能够尤为一名自如把握当事人诉讼心理的专家，那么他对案件的调解工作也就游刃有余了。
二、提高对几类典型案件的诉讼调解能力
民（商）事案件的类型很多，所遇到的当事人也各不相同，因此，所适用的调解手段和方法也不应是相同的。调解是一项观察的艺术，应当建立在对当事人的充分观察上。首先要善于“听其言，观其行，而知其人”，在实践中，我们针对一些典型的案件可采取一定的调解方法。
（一）针对群体性纠纷的榜样示范法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一直把模仿看做为一种先天倾向，很多人都有一种天然的冲动去照样做其他人的行为。这种心理在审理群体纠纷案件中尤为突出，很多的当事人对法律知识一知半解，于是他们常常带着从众心理参加诉讼。在这种情况下，榜样的力量不可忽视。于是，法院先从法律角度向其中一位被告解释了诉讼时效问题，在该被告愿意协商让步的前提下，通知所有的当事人前来开庭，这不仅省去了诉讼时间、诉讼成本，而且无形中给予当事人旁听他人庭审的机会。
（二）针对婚姻家庭和相邻纠纷的舆论导向法
社会舆论在案件审理中有利有弊，群众的激烈情绪是无法压抑的，他们一旦接受了舆论，就会很快把它加以扩散，以致使舆论的形式与传播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当一个在生活受到挫折与困难不能解决的时候，其实也是她最容易接受某种舆论的时候，当舆论和个人的需要愿望相吻合，舆论的渗透力量就产生了微妙的转折作用。
（三）针对医疗纠纷的换位思考法
医患纠纷，历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而且近几年来，类似的纠纷越来越多。患者都是怀着对大医院的信任来就诊治疗的，但由于治疗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当时当地的诊疗水准，医疗行为本身又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不确定性，一旦出现了病人或者病人家属无法预料的医疗事件，患者第一个想到的是医院的过错，而不是医学上不可避免的医疗意外。很多当事人甚至还出现幻觉、妄想，变得疑心重重，尤其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还牵涉到医疗事故鉴定等问题，病患者对鉴定专家的公正性常常产生怀疑，从而与法院的委托鉴定也对立起来。而医院在医患纠纷发生后，为了维护医院的名誉，针对病人的起诉，也往往立场坚定，坚决不予妥协。医疗案件的调解工作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一个用语不慎就容易造成强制调解的局面，所以我们法官就将调解的出发点放在让患者和医院进行换位思考上，从谈话中引导双方都从对方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往往会收到双方都满意的效果。案件审理中，承办法官从原告自身疾病的焦急心理出发，不以案件的结案为目标，想方设法组织医院协调，解决原告的实际问题。
（四）涉老案件的倾听法
法官有时候就像医院里的大夫，要像医生那样学会耐心地倾听病人的述说，才能够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特别是在办理涉老案件的时候。作为血脉相连的双方，老人和亲属或者子女之间的矛盾往往源于沟通的缺乏。这类案件是比较特别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超越的矛盾与诉讼中所表现的争议往往又不相一致。要解决这类纠纷，法官必须有耐心从当事人的琐碎的谈话中寻找双方矛盾的真正焦点和潜在的解决方法。特别对于其中的老人，走上法庭多为其所不愿，心中自然颇多苦水。这时候，法官要善于疏导，善于倾听，并且不带任何框框，让他把心中的积郁一吐为快，才能够对症下药去解决问题。对于这类双方之间存在亲情关系的案件，当事人心情清爽了，沟通也就不再有障碍，症结也就自然容易解开。
（五）二手房买卖中的穿针引线法
在房地产市场发展繁荣的今天，二手房买卖是民事争议发生得比较集中的一个领域，这类案件往往涉及买、卖、中介三方当事人。而由于三方当事人各自不同的立场，在审理这类案件中，三方当事人的利益往往互相牵制。法官调解就要从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寻找突破口，听取三方当事人的意见，综合平衡三方当事人的利益，从中找到最妥善的解决方案。
（六）损害赔偿中的心理暗示法
法律是公开的，每个人的理解程度却各不相同，法官作为调解的主持者，要获得当事人双方的理解和认同，现实调解结果的双赢，不仅要善于解释法律，还要灵活利用暗示的作用，暗示得越含蓄，效果越好，最终让当事人自己开窍，自己选择，从而恢复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关系，互谅互让，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正义。其实，庭审中法官使用的暗示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比如，语言暗示、行为暗示，只要调解时法官的用语有分量又有分寸感，充分运用暗示技巧发挥法官的个人魅力，平等待人，法官尊重双方当事人，当事人也就自然会尊重和信任法官，法官的调解也就会被当事人真正地接受。
（七）矛盾激化案件的冷处理法
对于一些矛盾尖锐的案件，强行判决或强制调解都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有时甚至会造成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对于这类案件，不能急于解决，而需冷却钝化矛盾，再寻找最佳时机介入调解，案件就容易处理得多。
审判是一门科学，调解则更是一门艺术。由于每个案件细节的千差万别，上述的调解方法与针对对象之间并没有绝对地关系和关联，事实上同一个案件能适用到几种不同的调解方法这就需要我们法官用心去体会和把握，而这一点应该贯穿于我们的整个法官的职业生涯，因此，每个法官应该在实践中充分发挥自己的阅历、经验和观察能力，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探索，从而进一步提高我们法官的调解疏导能力。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