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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黑龙江省 吉林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实施“节水增粮行动”的意见

财农[2011]502号


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财政厅（含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水利厅、农业厅（委员会）：

　 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以下简称四省区）土地资源丰富，但受水资源条件制约，耕地灌溉率低，农业生产潜力未能有效发挥。为合理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充分发挥四省区的土地资源优势，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支撑，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要批示，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决定，2012—2015年，支持四省区实施“节水增粮行动”。为做好“节水增粮行动”的组织实施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实施“节水增粮行动”的重要意义

　 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始终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战略问题，也是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点工作。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发展粮食生产和解决水资源问题摆在“三农”工作的重要位置，促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但是，我国水资源短缺，特别是北方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非常突出。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粮食稳定发展的主要瓶颈，干旱灾害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发展节水灌溉已成为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多年来，各地围绕发展节水灌溉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四省区，根据当地实际，大力发展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不仅大幅提高了粮食产量，也达到节水、节肥、节能、省工、增效等多重效果。四省区自然资源禀赋相似，发展粮食和农业的土地资源丰富，不仅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而且是我国粮食增产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目前，四省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五分之一强，在四省区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进一步挖掘粮食增产潜力，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级财政、水利、农业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节水增粮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实施“节水增粮行动”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技术推广的重大任务，认真部署并切实做好组织实施工作，确保“节水增粮行动”各项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二、实施“节水增粮行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提高四省区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主要目的，通过实施“节水增粮行动”，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建立健全节水灌溉工程长效运行机制，强化管理和服务，结合工程、农艺、农机、管理等综合措施，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二）基本原则。

　 1．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根据各地自然地理和经济社会条件、水土资源状况、农业生产布局和土地经营方式等，确定发展规模，合理选择技术路线、工程模式和管理方式。

　 2.突出重点，连片推进。重点推广膜下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集中连片建设，规模化发展，注重形成稳定的、具有一定标准的基础设施。

　 3.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部门合作，建立协调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及社会力量参与工程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

　 4.建管并重，强化服务。按照建得成、用得起、管得好、长受益的要求，加强工程建设和管理，完善服务体系和技术支撑，建立健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确保工程质量和效益。

　 三、实施“节水增粮行动”的目标任务

　 “节水增粮行动”的目标是：通过发挥中央和地方合力，在四省区集中连片大规模推广应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节水增粮增效，为缓解四省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和实现粮食持续稳产增产提供有力支撑。

综合考虑四省区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规划目标、地方投入能力、粮食产量、增产潜力，以及生态环境、水资源等因素，2012-2015年，中央支持四省区实施“节水增粮行动”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面积控制在3800万亩。其中：黑龙江省1500万亩、吉林省900万亩、内蒙古800万亩、辽宁省600万亩。按照亩均投入1000元的标准，“节水增粮行动”总投入为38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228亿元。

　 四、实施“节水增粮行动”的具体要求

　 （一）积极统筹整合资金，确保“节水增粮行动”投入足额落实。按照“适当调整存量资金，主要依靠增量投入”的原则，中央财政安排或地方财政自主安排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资金（以下简称“小农水专项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业科技推广资金，支持实施“节水增粮行动”。四省区要切实承担起投入责任，按照中央与地方6:4的比例落实地方投入。其中，省级财政落实总投入的20%、市县财政落实总投入的10%、农民群众筹资投劳不高于总投入的10%，地方各级财政的投入必须保证在总投入的30%以上。地方各级财政应落实的资金，要通过公共财政预算、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和其他可以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财政性资金来安排，不得将中央财政安排的其他财政支农资金或银行贷款作为地方财政落实的资金。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发挥农民群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参与项目选择、实施、监督和管护的作用。中央财政将建立投入挂钩机制，对上一年度地方投入落实不到位的省区，相应减少中央补助资金规模。“节水增粮行动”为涉农资金整合提供了新的平台，要依托这个平台，积极统筹整合相关资金，统一建设标准，统一规划设计，集中安排，避免各自为政和重复建设。要切实做好“节水增粮行动”与有关财政支农资金项目的衔接工作，科学合理布局项目区。为形成支持合力，中央有关部门将研究推进高效节水设备产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四省区要因地制宜研究支持节水设备生产企业的具体贷款贴息政策，以及根据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实际需要，将高效节水灌溉关键设备列入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补助范围。

　 （二）精心编制实施方案，确保“节水增粮行动”做成精品工程。四省区要根据确定的总体建设任务和年度建设任务，在中央部门指导下，编制2012-2015年总体实施方案和分年度实施方案。一是落实建设任务。将各年度任务指标分解落实到县（旗）、乡（镇）、项目区，三年内曾经安排过小农水、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等相关建设项目的地块不得重复建设。优先支持地方重视、群众积极性高、准备工作充分、增产潜力大、基础条件好、管理能力强的地方实施建设。“节水增粮行动”主要支持粮食产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不得用于发展设施农业，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灌溉面积和投入额度比例控制在10%以下。二是做好基础性工作。做好水资源论证工作，把水资源承载能力作为安排项目的前提和必备条件，以水定项目、定工程，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要充分考虑水土资源状况、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因地制宜科学选择节水灌溉模式、主导作物、主推模式和工程类型，实行工程措施、农艺措施、管理措施相结合，大力推进农艺措施和农业集成技术推广应用。做好典型设计工作，紧密结合项目区水土资源条件、地形地貌条件和农业种植结构，科学提出各典型区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模式。三是明确建设标准。按照平均每亩1000元的标准，因地制宜确定各项目区灌溉工程建设的亩均建设标准和补助标准，具体年度资金筹措及使用方案由省级财政（含农发）、水利部门研究制定。四是明确建设要求。在项目选择和资金安排上要突出重点，做到项目区集中连片、整乡整县推进、规模化发展，确保建一片、成一片、发挥效益一片，形成规模效益。实施方案由各省区组织编制，水利部汇总。组织水利、农业、财务等方面的专家审查，并由四省区履行批准程序后，作为建设、考评、验收的依据。

　 （三）严格项目监督管理，确保“节水增粮行动”透明高效廉洁。“节水增粮行动”按照“中央支持指导，地方自主安排”的原则，实行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切块下达资金，明确建设目标的管理方式。一是按照小农水重点县模式进行管理。资金落实到县，责任落实到县。除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继续按其现行项目管理要求组织实施外，用于“节水增粮行动”的小农水专项资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业科技推广资金统筹安排管理，在与原分配、使用、管理政策不冲突的情况下，“节水增粮行动”所涉及的县，按照重点县建设程序和管理模式开展有关工作，严把方案设计、施工建设、检查验收、管护应用关口，集中连片、统筹安排、统一标准、整体推进。二是规范资金使用管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用于“节水增粮行动”的小农水、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科技推广四项资金全部用于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各地要及时制定“节水增粮行动”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规范和明确资金的支出范围和使用要求。工程运行维护费用，由地方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农艺措施和农业集成技术推广应用的投入问题，财政部、农业部另行研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安排资金，支持项目区开展农艺措施和农业集成技术推广应用。三是建立严格的监督检查机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把“节水增粮行动”做成精品工程和廉政工程。建立严格的监督检查机制，切实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实行“飞行检查”制度，随机组织抽检。利用财政部驻四省区专员办和审计部门的力量，对“节水增粮行动”开展专项检查和审计。建立公示制度，及时公布项目建设内容、目标任务、受益范围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参与、监督“节水增粮行动”。建立农民义务监督员制度，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监督的作用。加强绩效考评，严格奖惩通报制度。四是规范节水产品市场。各级水利部门、农业部门要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节水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逐步使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定期发布质量监督检查结果。加大节水产品认证力度，扩大节水灌溉产品自愿认证覆盖面，逐步建立节水灌溉产品认证管理制度，及时向社会发布通过产品认证的生产企业与产品信息。定期核算节水灌溉产品生产成本，发布最低成本指导价，规范招标、投标程序，遏制恶意低价竞争，确保产品质量。推进高效节水灌溉产品和设备的市场准入制度建设，逐步建立企业资质分级管理制度。

　 （四）坚持建设管护并重，确保“节水增粮行动”效益长期发挥。大力推行“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模式，在建设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同时，明确工程运行管理主体、落实管护责任、完善管理措施，确保工程建得成、管得好、长受益。充分调动政府、市场、农民等多方面力量，建立健全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运行、管理和科技支撑的多元化、多层次服务体系，大力加强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扶持发展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保障“节水增粮行动”工程能够长效运行，长久发挥效益。加强项目信息化管理。通过信息手段实现工程的实时监控，确保每个项目区“有坐标、有方案、有制度、有档案、有责任人”，避免重复申报，提高管理效率。开展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宣传培训，培育技术骨干，提高农民掌握运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能力。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节水增粮行动”各项措施落实。“节水增粮行动”投入规模大、涉及部门多，必须加强各方面的协作配合，明确任务、落实责任。财政部门要切实承担牵头协调的责任，农业综合开发、水利部门要作为“节水增粮行动”的主导力量，切实抓好实施方案的编制和工程实施工作。农业部门要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参与实施方案编制工作，配合做好项目布局确定、技术模式筛选、技术标准制定、技术指导服务、项目成效评估等工作，将农艺措施、技术措施与工程措施有机地融合起来。各地要在党委、政府领导下，成立由财政（含农发）、水利、农业等部门参加的“节水增粮行动”领导小组，健全工作机制，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层层签订责任书，逐级落实行政责任人、技术负责人和监督人员，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狠抓措施落实。加强信息沟通，加大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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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官职业化的概念的理解，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有着不同的界定。
学术界对法官职业化提出不同的界定，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不仅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履行国家公职人员的职责，而且更重要的是属于特别职位，以特殊的工作方式，实现特别的职能—法律裁判职能。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官的职业化是指人们一旦尤为法官，便应与政治事务、经济行为和繁芜感性的社会思潮长期稳定地保持相对疏离，中立地、恪尽职守地从事审判工作而不应在担任法官的同时从事其他经营以获取利益，国家则应为法官的职业行为提供成熟有效的保障和约束规范作为制度基础，包括法官的职业资格制度、法官的职业培训制度、法官的职业保障制度、法官的职业责任与职业道德机制。第三种观点，英国著名法学家庞德认为，法律职业是指“一群从事一种有学问修养的艺术，共同发挥替公众服务的精神，虽然附带地以它谋生，但仍不失其替公众服务的宗旨”。第四种观点认为，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依托，在正当的法律程序制约下，根据对法律的娴熟的理解及信奉，通过独特、敏锐的分析和判断力，以其中立的地位、毫无偏私的良心，在内心确信的状态下，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裁判以实现社会正义的精英化的职业群体。以上四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强调法官职业化的特点，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值得肯定。
法官职业化，最早见于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末的文件，2002年作为法院队伍建设总体思路正式确立下来。在2002年7月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法官职业化，即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和职业地位。法官职业化就是通过一定方式，逐步使法官职业形成一个拥有共同专业的法律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社会正义感和公正信仰的整体，具有仅属于该群体的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而这种传统、气质又尤为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能够确保法官具有抵御外界干预的勇气和能力。同时，对引导、培养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起到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
在法治国家，法官之所以要求职业化，主要是以下三个原因决定的：
1、法官职业规律的要求
法官是一种从事审判活动的职业，审判具有自身的规律，只有具有专门知识与经验的人才能胜任法官职位。在古代社会，法律尚不发达，当时的纠纷主要靠习俗、伦理加以调解，虽然也会诉诸法律，但法律上的裁判并不复杂，因而从事法律裁判并没有尤为一个专门的职业，裁判只是一种从属性的、领队性的事物。随着法律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逐步扩大，法律裁判就尤为一种专门性的知识，无此知识就不能从事此项工作。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法治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法律的专门化程度来越高，因而对法官职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法官职业保障的要求
法官从事的是一种裁判活动，这种活动的特点是不有从总体上增加社会福利，而只能损此增彼，这也是一种校正的公正。在这种情况下，裁判活动是通过减损一方利益而增加另一方利益的方式实现法律上的公正，利益受到减损一方必然对此不满。因此，法官的职业必然应当获得法律保障，也就是要求法官职业具有稳定性，不受外在因素影响，以保证法官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法律上的判断。
3、法官职业素养的要求
法官从事的是一种专门性工作，因而需要具有专门性知识，这就对法官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的职业素养，不仅仅是专门知识，更重要的是政策水平与道德素质。这种职业素养是在长期从事审判工作中形成的，并且与法官职业特点相吻合的。只有实现了法官职业化，才能将法官职业素养的要求现实化。同样，法官作为一种职业，也有其特殊的职业素养上的要求，甚至法官还应具有特殊的气质、特殊的思维方法，乃至于特殊的生活方式，例如，法官不能随意出入娱乐场所，尽量少的交友，孤独的生活方式等。这些职业素养对于保证法官的公正裁判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职业素质是在长期从事法官职业活动中养成的，只有职业化的法官才具备的。
对照以上三个方面不可否认我国目前的法官职业化程度还是较低的。一方面，法官职业的准入门槛较低，虽然近年来随着推行统一司法考试法官职业的准入门槛逐年提高，但由于历史原因，现在法院内不有相当一部分不能胜任法官职业的人，这些人应当通过一定的途径，或者尤为称职的法官，否则予以淘汰。另一方面，法官职业的稳定性还不够，在目前的法官管理体制下，法官，包括庭长、院长是由同级人大选举或者任命的，归属于地方管理。由此可见，实现法官职业化对于保证司法公正具有重大意义。
法官职业化意味着精英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实现法官精英化的时候，如何与司法的大众化相协调，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应该说，法官职业化本身也是存在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如同我国学者所言，包括精英与社会脱节的必然倾向、割断法律与社会的联系的可能、判决的形式化、法律运行中的繁文缛节、法律行业的垄断性、诉讼程序消耗大量财力和时间，等等。在这些局限当中，最大隐患在于与社会的脱节。法官职业化容易形成职业垄断与封闭，并且与社会相隔绝。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就不能及时反映社会要求、倾听公众呼声。尤其是在当今西方法治国家出现的过度职业化的情况下，其司法改革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引入大众参与司法活动。关键的问题在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不是过度职业化，而是未能实现职业化，正在从法官的非职业化向职业化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尽管也应当警惕过度法官职业化可能带来的危险，但仍应以实现法官职业化作为司法改革追求的目标。

北安法院 刘福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