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条款效力请示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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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条款效力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条款效力请示的复函
[2005]民四他字第50号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05）津高民四终字第171号《关于爱尔建材（天津）有限公司与德国玛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玛莎（天津）建材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无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中，爱尔建材（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尔公司）与德国玛莎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德国玛莎公司）签订的中、英文本《合同》中均约定了仲裁条款，并明确约定以中文本为准，故本案应以《合同》中文本所载仲裁条款为准确定仲裁条款的效力。《合同》中文本约定：“一切因执行本合同所引起的争执，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双方协商不能解决时，此争执通过仲裁解决。仲裁执行地点在中国北京或天津进行由中国或天津对外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按照现行仲裁章程进行仲裁。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执行。仲裁费用由败诉方负担。”双方未约定认定该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但约定了仲裁地点为中国北京或天津，因此，应当根据仲裁地法即中国法律认定该仲裁条款的效力。该仲裁条款表达了将与合同有关的争议交付仲裁解决的意思，并约定由“中国或天津对外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进行仲裁，由于“天津对外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并不存在，且在当事人约定由“中国对外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仲裁时可以认为当事人选择的是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因此，应当认为该仲裁条款符合我国仲裁法的规定，是有效的仲裁条款。爱尔公司与德国玛莎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即应当通过仲裁解决，人民法院不享有管辖权。
由于爱尔公司与玛莎（天津）建材机械有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仲裁协议，因此，对于爱尔公司与玛莎（天津）建材机械有限公司之间的争议，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为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依法享有管辖权。
此外，你院应当注意本案被告中文名称应与《合同》载明的中文名称一致。
此复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爱尔建材(天津)有限公司与德国玛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玛莎(天津)
建材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仲裁条款无效的请示
2005年10月20日 [2005]津高民四终字第171号最高人民法院：
爱尔建材(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尔公司)与德国玛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国玛莎公司)、玛莎(天津)建材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玛莎天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爱尔公司与德国玛莎公司于2002年9月16日签订的订购合同约定：“一切因执行本合同所引起的争执，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双方协商不能解决时，此争执通过仲裁解决。仲裁执行地点在中国北京或天津进行，由中国或天津对外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按照现行仲裁章程进行仲裁。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执行。”我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爱尔公司与德国玛莎公司签订的订购合同中，虽约定双方出现纠纷由仲裁机构裁决，但该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明确。故该仲裁条款属于对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人民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
我院经审查有两种意见： 多数意见认为，爱尔公司与德国玛莎公司签订的订购合同中，没有约定确认仲裁条款效力适用的准据法，但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地点是中国北京或天津，故本案应适用仲裁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来判定仲裁条款的效力。双方当事人于2002年9月16日签订的订购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机构“中国或天津对外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我国北京市或天津市均不存在。因此，我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仲裁条款属于对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是正确的。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人民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
少数意见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约定的仲裁机构“中国或天津对外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可以推定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当事人应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我院将审查意见及有关案件材料报最高人民法院，请审查予以答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恢复边境贸易的备忘录
中国政府 印度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恢复边境贸易的备忘录
（签订日期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３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３日）
为了促进中国和印度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经过友好协商，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边境贸易，并达成谅解如下：
一、本备忘录所指的边境贸易，包括陆路贸易和中国西藏自治区与印度北方邦以及其他双方随时可能同意的接壤地区的居民之间所进行的边民互市。
二、两国之间的边境贸易和双方同意的货物交换应遵照各自国家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目前同意在下述地点开辟边境贸易市场：
１．中国西藏自治区的普兰；
２．印度北方邦比索拉加地区的贡吉。
两国之间的边境贸易活动将每年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内在上述边贸市场进行。
四、为了便利从事边境贸易的人员、货物和运输工具的来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决定将强拉（利普勒克）作为双方从事边境贸易的人员、货物和运输工具出入境的通道。在一方人员、货物、运输工具进入另一方境内时，必须持有效的入出境证书，并服从另一方有关当局的监督和管理。
五、边境贸易以双方能够接受的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支付，或以易货方式进行。具体支付方式由买卖双方商定。如有必要，将由两国政府指定的银行商签边境贸易的银行细则。
六、为保证本备忘录的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可分别指定各自边境有关当局协调和解决边境贸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七、本备忘录自签字起生效，有效期两年。但如缔约任何一方未在本备忘录期满前三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备忘录，则本备忘录有效期将自动延长一年，并依此类推。
本备忘录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新德里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印地文和英文书就，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有不同解释，以英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印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李岚清 恰丹姆巴拉姆
（签字） （签字）
浅析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刘 武 波 李 晓 嵘
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建立，广泛借鉴参考了世界各国已有的行政赔偿制度，吸收了国内外有关赔偿法理论的优秀成果。但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毕竟建立不久，立法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粗疏的情况，主要的一点就是略嫌简略，操作性差。下面笔者就不揣浅陋，谈几点看法：
一、关于违法归责原则中的“违法”问题。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我国行政赔偿责任采取违法原则。但什么是“违法”？赔偿法未作立法解释，理论界的认识也很不统一，造成实践中较大的任意性。然而，从确立行政赔偿制度的本意看，应当明确“违法”是指违反严格意义的法律，具体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与规章、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我国承认或参加的国际公约等。对此，有权机关应作明确解释。
二、关于职务行为的标准与范围问题。执行职务是产生行政赔偿的条件之一，但对“职务行为”的认定标准与范围，赔偿法未作立法解释，不利于实践中的操作。笔者认为在今后制定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中应明确规定职务行为的范围不仅包括构成职务行为本自的行为，还包括与职务行为有关连而不可分的行为，如为执行职务而采取不法手段的行为、利用职务之便为个人目的所为的行为以及执行职务时间或处所内所实施的行为。也就是说职务行为的标准应采取客观标准。
三、关于受害人及行政主体共同作用形成损害，行政机关应否赔偿问题。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了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致害赔偿责任问题，但对行政机关与受害人共同致害的行政机关应否负赔偿责任及如何赔偿未予规定，但实践中此种损害又确实存在，笔者认为，对此种损害，可参照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混合过错”情形处理。
四、关于返还财产应否包括孳息问题。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返还财产。”此处“返还财产”是仅指原物，还是含孳息，从该条规定中无法判明其义。从原物与孳息的关系看，应包括孳息。具体作法可通过有权机关作扩大解释。
五、关于内部追偿问题。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8条）、《国家赔偿法》（第14条、第20条）、《行政复议法》（第44条）等都确认了国家赔偿后的追偿权，但是这些条文除了对行政追偿权的职权主体和条件作了几乎雷同和重复的原则性规定外，尚无更具体、更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追偿权很难具体操作起来。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进一步完善追偿权立法。具体来说，应进一步完善追偿权法律关系主体方面的规定、追偿权的期限、追偿金额的确立标准及有关程序问题。
六、关于行政赔偿范围问题。目前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对行政机关内部惩戒行为、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欠缺造成损害、间接损害及精神损害等问题皆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一些实际困难以及缺乏这方面的立法经验积累、力求稳健妥当所致，但随着我国国家赔偿法的逐步实施，今后应逐步拓宽行政赔偿的范围，以适应国际行政赔偿制度的发展趋势。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