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反倾销实施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及其调整
吕炳斌(韩国国际法律经营大学)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反倾销制度，着眼于WTO反倾销规则某些模糊之处给有关国家实行保护主义留下空间这一现象。本文认识到WTO争端解决机制在调整反倾销制度保护主义倾向时的重要作用，进行理论和案例上的分析。并且也提出应该考虑进行必要的实体上的调整，以使这一制度发挥更好作用。
关键词：反倾销 WTO争端解决机制 程序 实体
THE PROTECTIONISM TENDENCY OF THE ANTI-DUMPING SYSTEM AND ITS ADJUSTMENT
(c) 2003 LU Bingbin (Transnational Law & Business University，TLBU LAW SCHOOL)
ABSTRACT:The essay mainly deals with the subject of anti-dumping system. It reviews that there remain ambiguities in the WTO anti-dumping law and this law still leaves room fo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pproach to the enforcement of anti-dumping law. The essay takes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as a procedural adjustment to the default of the anti-dumping law, and it also believes that some substantive amendments should be done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perfect this system.
KEYWORD: anti-dumping,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procedural law, substantive law
一、反倾销制度与保护主义倾向
法律总是反映着某种政策，反倾销法律制度在实施中潜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动机，主要是一些反倾销的主要发动国以反倾销为借口，推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反倾销法，包括反倾销国内法和反倾销国际法。所谓反倾销制度的保护主义倾向，主要是指各国在利用反倾销措施时所表现出的保护主义倾向，实际上，反倾销制度的确立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的需要，这种需要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各国主要是一些频频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发达国家利用这一制度时过多的考虑本国利益，而利用目前WTO反倾销制度中的一些不完善之处。
随着我国加入WTO，关于反倾销的研究和讨论越来越多，但是实务界主要着眼于如何应诉等，理论界存在一些讨论，但专门对这一制度的缺陷或有待完善之处进行系统研究还不多。在研究国际经济法尤其是WTO法这门新兴学科时，在注重案例分析同时引进一些原理性的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反倾销保护主义倾向具体体现在：1、设法扩大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协定）有关条款的解释，由此扩大了对反倾销适用范围的立法，如第6条规定倾销是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入另一国贸易，同时，总协定为了向各缔约方提供技术上的可操作性，又规定了在不能采用出口国市场价格作为“正常价值”时，可采用“构成价值”来确定，美国就据此在1974年贸易法中，除了规定不同国家的价格歧视行为是倾销外，还将国际贸易中“低于生产成本的销售”（sales below predicting cost）包括在倾销中，这实际上是对倾销作了扩大解释 ； 2、在倾销幅度和倾销损害的认定上，一是调查机构在履行明显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程序时所做的判断标准。由于反倾销已经成为西方国家贸易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反倾销法的理论基础就变得远远不如保护国内工业免受低价进口产品损害的那么重要。通常采取的做法是：用提高正常价值、降低平均出价格的方法从而增加反倾销幅度。对被认定为是非市场经济的国家采用“替代国”方法，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关于倾销的裁决经常是根据由不太恰当的替代国所提供的最为充分的价格资料作出。二是本国企业可以操纵损害标准。损害指标包括市场分额、就业、利润、生产能力、开工率等几个方面及其发展趋势，有些指标并不与进口产品的影响密切相关，但可以为本国企业操纵，一旦其为政府管理机关认定为其标准得以满足，则倾销随之确立。倾销幅度和倾销损害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正是WTO反倾销法律制度的主要漏洞所在，必须加以完善和修改。 3、滥用国内反倾销法，不惜违背总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发动反倾销调查，如1993年4月15日墨西哥贸易与工业发展部事先未通知我出口相关单位就进行税率最高达1105%的反倾销。如果说，前两个方面的保护主义多多少少还是在总协定设定的义务和规则范围内通过对某些条款的利用达到保护主义目的，那么第三种现象就是赤裸裸的保护主义了。
下面试以美国和欧盟反倾销制度尤其是对中国的一些明显具有保护主义的
不合理措施为例说明。
美国反倾销在适用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时，存在着一系列不合理因素，特别是在涉及价格比较时，对“公平价值”的计算采用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规定，因此作出的裁决是不公平的。这些不合理的因素主要表现在：1、反倾销法有关选择“替代国”的规定，在适用我国对美出口时缺乏可预测性；2、替代国的方法在实践中缺乏可行性，执行中很不公平；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使中国产品在世界上具有无可比拟的比较成本优势，而美国反倾销法根本不考虑这些因素；3、累计估算的方法，客观上使得中国商品受到歧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调查被指控商品是否对美国相关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时采用的是累计计算方法，即不仅看一国商品对美国工业的影响，而且看数个被告国家对美国工业的影响，这明显具有不公平性，典型例子如美国中厚钢板反倾销案，共有俄罗斯、乌克兰、中国、南非等四国受指控，实际上单独的中国绝没有构成倾销。 可见，美国在“公平价值”计算和“实质性损害”评定这两个确定倾销的“关键点”都实行了不合理措施，保护主义可见一斑。
再看欧盟关于“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一具体的措施所体现的保护主义倾向。1998年4月30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一个对反倾销的重要修正案，总体上承认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但是却出台了所谓的“市场经济五条标准”，在反倾销调查中采取的是逐个公司个案审查的办法，这一政策被认为是“本质上的消极性”和“表面上的灵活性” ，总体上肯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实际上否定之，抽象上承认而到具体案件则想方设法否定之。并且这一政策在市场经济地位适用上具有歧视性，象前南斯拉夫等最早被承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出来没有进行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个案审查，这政策的背后可能隐含着欧盟针对的贸易大国的意味。并且，更加奇怪的是，如果中国有一家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其余没有获得这一地位的企业就仍然需要用参照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来确定正常价值，而这样的选择往往有利于欧盟，通过这一具体政策可以看出，反倾销实际上是某些国家（地区）实行保护主义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
中国加入WTO后，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15条A款1.2项规定，中国企业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上负有举证责任，这一规定会在多大程度上对欧盟和美国等原来的对华市场经济问题产生影响，有待于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当然，对反倾销制度的质疑在于其存在的漏洞，而非该制度本身。在WTO的反倾销法律中存在着模糊性，这为在执行反倾销法中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不同解释或做法留下了空间。 相对简单的守则条款不可能对每一个措施作出详细的概念界定，更何况当事方总是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条款的含义。 事实上，反倾销法向来被认为是倾向保护主义的反倾销法，或者是“对保护主义的简单包装” 。
我们可以呼唤，在利用反倾销制度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起诉国与应诉国利益平衡问题，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律确实是利益的平衡器，但是有关当事人总是喜欢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谋求最大利益，甚至不惜利用制度的缺陷或可争议之处。要在法律本身达到充分考虑起诉国和应诉国的利益，这需要实体法的相应修改，这不是一朝一日即可实现，目前只能着眼于如何利用现存机制扭转这种不公正倾向。
二、程序调整
在WTO建立后，论坛式的争端解决机制变成了现行法院或仲裁式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种独特的司法制度，是一种由不叫“法官”的审理员组成审判单位，不叫“法院”而叫“争端解决机关”（DSB）进行管理的独特司法制度。在研究这一机制时，适当的引进传统的诉讼法理论是不无裨益的。
程序的功能和价值何在？一般认为，程序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公正、效率和效益。但是关于程序的价值的探讨确是学说众多。强调程序法的独立价值的学者认为，程序法的独立价值体现为，尊重当事人和法律关系主体，弥补实体法不足、公众认可以及制约实体法等价值 。价值定位强调程序法独立于实体之外的价值。
确实，程序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发挥作用也日益增大。但是有必要全面的看到程序法的工具价值和程序价值，保障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即程序法的工具价值，应该说是程序法的首要价值；但是也应该看到，程序法具有独立价值。与此对应的是两种学说：“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程序本位主义”如“诉讼法是实体法之母”观点持者日本诉讼法学家谷口安平 。但是也以后看到，不应该把程序的功能和地位提得过高，最初提出“程序价值”理论的萨墨斯主要的目的在于促使人们从结果本位主义之外的角度对法律程序问题进行思考，但并没有达到忽视甚至否定程序工具性价值的程度 。总之，从实质意义上来说，程序法和实体法必须同时存在，互为依存，马克思比喻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是“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
在WTO体系中，所谓的程序主要是WTO争端解决机制。WTO成立以来的时间已充分证明，该争端解决机制是整个WTO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机制，因为没有这一机制，WTO成员方的贸易争端无法解决，势必使任何实体规范成为一纸空文，WTO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在反倾销制度领域，这一机制的作用同样得到极大发挥。
下面试以“印度诉欧共体棉织床上用品反倾销争端案” 涉及到的“归零法”为例论述。 在本案中，印度列出了欧共体在反倾销调查中违反“反倾销协议”的31项做法，最重要的是关于“归零法”，在倾销幅度和倾销数额的计算上，欧共体根据进口床单的不同型号，每个型号的床单计算出该型号的差价幅度（margin of price difference），然后某型号的倾销数额=差价幅度*进口数量，对于那些差价幅度为负值的型号的床单，欧共体不是计算出一个负值的倾销数额，而是一律将这类型号的床单的倾销数额归等于零，接着是计算总的倾销数额，将之除以所有型号床单的进口数量得出一个总的加权平均倾销幅度。印度认为，“归零法”与《反倾销协议》2.4.2款不符，导致加权倾销幅度的扩大，印度认为，2.4.2款规定的三种倾销幅度比较方法之一“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的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之间进行比较”，印度认为这一条款并未授予欧共体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可以擅自把某些型号的床单的倾销数额由负额变为零，这实际上排斥了差价幅度为负值的型号的床单参与总的倾销幅度的加权平均计算，违反了“加权平均”应有的含义。欧共体抗辩，计算倾销幅度应该针对存在倾销的床单，由于差价幅度为负值的型号的床单没有构成倾销，所以在加权平均计算总的倾销幅度时应该排除在外，另外，与印度强调“全部”对应其强调“全部”之后的条款用语“可比”。
专家组认为，印度、欧共体以及作为第三方提出见解的美国对《反倾销协议》2.4.2款的理解都有孤立性和片面性，提出应该根据《维也纳外交法公约》31条“条约应依其用语按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以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认为“归零法”实际上把差价幅度为负值的型号床单排除在外，把其出口价格视为正常价值，人为的篡改了数值。欧共体上诉，上诉局再次强调倾销幅度和倾销只能是“案件所设涉及产品作为一个整体”的倾销幅度。
这种通过专家组和上诉局的解释即所谓的程序调整的效力问题，即DSB的专家组和上诉局报告有没有普通法上的先例效力，DSB的专家组和上诉局是否有权解释WTO一揽子协议从而拘束后案，这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有观点认为，“WTO的专家组和上诉局拥有司法解释权，以区别于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第9条拥有的立法解释权”。 也有学者担忧，“以往专家组的裁定、裁决、报告实际上有着极广的影响，专家组凭借此手段创设新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说，专家组常此以往必然影响WTO与缔约方的关系，而且还会影响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稳定性。 这种担忧不是凭空而生，为了不使之发生，就要求专家组和上诉局的解释必须严格依照国际公法解释的习惯规则，并且根据乌拉圭回合《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书》第3条第2款规定，DSB的建议或裁决不增加或减少WTO涵盖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如此重要，使得我们在看到WTO争端解决机制所能发挥的良好作用的同时，注意到其不足，这一机制也需要完善。WTO司法机制存在的缺陷主要是，如审案过程是“保密”的（DSU第14条），不公开不透明的，第二个缺陷是上诉机构缺少一项重要的权力，即一般法院都具有驳回重审权，而“上诉机构得维持、修改或推翻专家组的法律裁决或决定”（DSU第117条13款），有学者认为，这个缺陷给WTO司法机制的实际运作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在实践中，WTO争端解决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如办案偏颇、违规造法、举证混乱等。比如在“证据制度”上，未对证据的范围、举证责任、证据的效力等问题进行规定，存在严重法律真空，两大法系共有的一些证据规则难以应付复杂的案件事实，如美国诉阿根廷鞋类、纺织品、衣服以及其他产品的进口措施案中（WT/DS56），专家组拒绝接受阿根廷提出的其与世界银行IMF间备忘录的实体抗辩，上诉局维持专家组意见，但是却无法找出专家组拒绝的理由，又比如欧共体诉美国301条款案（WT/DS152/1）专家组认为欧共体提出的三个反证例子不能构成反证。 为了更好的发挥其功能弥补实体的不足，机制自身也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而这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三、实体调整
虽然WTO反倾销协议从国际高度对国内反倾销法进行了一定的规制和调整，但是到目前为止，还存在诸多不近人意之处，存在一些可钻空子的模糊含混之处。有学者指出，WTO反倾销协议最多也是“给贸易政策中一处化脓了的伤口,捆绑上一条绷带” 而已。所以国际经济法学界尤其是一些研究WTO的学者提出了各种看法。第一种主张是要动大手术,用统一的“国际竞争法(反托拉斯法)”取代现行的反倾销政策和具体规则,而把从严界定的、反竞争的“倾销”行为纳入国际竞争法,作为它的一个条款。第二种主张是仿效WTO体制中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TRIPS(知识产权协定)的现有模式,设制一个协调各国竞争法的法律框架和机制,倡导各国反托拉斯执法机关之间“主动礼让”(Positive Comitg)、相互协作。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的福克斯教授把这种类型的条约或协议称作“TRAMS”(与贸易有关的反托拉斯措施协议) 。
但是，正如著名WTO/GATT专家杰克逊指出，“尽管人们对反倾销法存在种种政策上的疑虑，但是这些法律在最近将来是不可能被废除或作实质性修改” 。所以我们只能建议考虑在现行WTO反倾销协议等确立的国际反倾销秩序的框架内，通过谈判、立法解释和上文已经提及的司法解释不断的完善WTO反倾销法律制度，从而日益减少甚至消除其非关税壁垒或称保护主义倾向。根据学者总结，主要有以下方面：
1.扩大并强化“公共利益条款”。认为对倾销的认定和对“损伤”的确定,对反倾销调查和措施的采取,不能只着眼于本国某个行业的局部利益,还要把消费者和用户的利益,乃至对市场竞争的扭曲与损害,统统考虑进去,从国家经济与国民福利的整体利益作出权衡。显然,这就足以遏制住保护主义肆虐和动辄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势头。
2.把在市场占有份额不居支配地位或主宰地位的广大中小型企业或出口商排除在反倾销范畴之外。
3.重新从宽定义“相同产品”,以遏制在认定倾销和确定损伤的各个环节上偏向保护主义的倾向。
总之，在WTO有关实体法律上做修改将是一漫长的过程，有待于进一步的谈判。面对WTO反倾销协议的一些模糊之处，WTO争端解决机制所起作用不可忽视，实际上，反倾销调查作为一种国内的行政程序并且由相关发动国部分操纵，从主体上来说就难免有不公正倾向，更何况WTO反倾销协议等法律文件存在模糊性，给不同解释留下了空间，WTO争端解决机制能够以公正的第三方并且带有“监督和纠错性质”出现在纠纷解决中，这种程序调整的力量在目前是最主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尽快学会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李圣敬，反倾销法律与诉讼代理，法律出版社，2000（1）。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财政局等单位关于温州市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财政局等单位关于温州市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温政办〔 2010 〕119 号
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市财政局、市监察局、市人行《温州市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予转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温州市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
市财政局 市监察局 市人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市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规范市级预算单位财务管理，减少现金支付结算，提高公务支出透明度，加强预算执行监控管理，加快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建设，根据《关于预算单位公务卡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浙财库字〔2009〕23号）、《浙江省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卡管理办法》（浙财库字〔2008〕16号）、《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务卡分单位公务卡（以下简称单位卡）和个人公务卡（以下简称个人卡）两种。
第三条 单位卡是指以市级预算单位名义申请开立的，仅用于本单位同城特约委托收款业务的贷记卡。单位卡不得用于消费等其他支出和提取现金。单位卡账户按照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进行管理，不办理实体卡片。
第四条 个人卡是指市级预算单位工作人员（在编在职人员）以个人名义申请开立并持有的，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的贷记卡。个人作为持卡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五条 公务卡的发卡银行（以下简称发卡行）是指办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代理银行。预算单位在确定的代理银行范围内，原则上选择本单位零余额账户开户银行作为本单位公务卡发卡行。预算单位确定代理银行后，要与代理银行签订代理服务协议，并报市财政局和市人行备案。
第六条 个人卡采用全省统一格式和统一标记，卡面带有“银联”、“浙江省公务卡”等标识的“6”字头银联标准贷记卡。银联浙江分公司与代理银行确定公务卡BIN（发卡行标识代码）号编码段，报市财政局和市人行备案。代理银行应按《浙江省公务卡卡面及标识》制卡。
第二章 公务卡的日常管理
第七条 单位卡的开立，按照“单位申请、银行审核、财政和人行审批、签订协议、信息报备”的流程办理。每个预算单位只能开立一个单位卡账户，单位卡信息由预算单位财务人员保管。
第八条 个人卡由预算单位根据工作需要，按照“个人申请、单位确认、银行办理并与个人签订协议”的流程，统一组织本单位工作人员向代理银行申请办理。未经预算单位的正式书面确认，代理银行不得与个人私自签订协议、开立个人卡。
第九条 单位卡的信用额度由预算单位根据5个连续工作日最大托收资金量提出申请，市财政局根据各预算单位的申请并结合国库集中支付资金流量测算确定，发卡行不得突破市财政局核定的信用额度向预算单位授信。
第十条 个人卡的信用额度，由预算单位根据银行卡管理规定和业务需要，与发卡行协商设定。原则上每张个人卡透支额度上限为5万元。
第十一条 公务卡申办成功后，经预算单位确认核实，由发卡行将持卡人姓名（预算单位名称）和卡号等信息统一录入公务卡支持系统，并传输到市级国库集中支付系统。
第十二条 个人卡实行实名制。持有个人卡的工作人员（以下统称持卡人）应当妥善保管个人卡和密码；个人卡遗失或损毁后的补办事项由个人自行到发卡行申请办理，并通过单位财务部门及时通知发卡行维护公务卡支持系统。
第十三条 持卡人应规范使用个人卡办理公务支出的支付结算业务，并及时向所在单位财务部门申请办理报销手续；持卡人应及时归还个人卡项下银行欠款；持卡人因离职、调动、退休等原因离开所在单位，应按单位要求清理公务卡项下债权债务，停止个人卡使用；个人卡日常对账由持卡人自行负责，单位财务部门予以协助。
第十四条 预算单位需要调整单位卡信用额度的，应向市财政局提出申请，发卡行根据市财政局的核定资料给予调整信用额度。特殊情况临时调整的，到期需及时恢复原额度。
第十五条 发卡行可根据持卡人的申请，核实持卡人资信情况后，对其个人卡信用额度进行调整，并及时通知持卡人和持卡人所在单位财务部门。其中，调增个人卡信用额度的，须事前商持卡人所在单位财务部门，由预算单位出具书面同意意见交发卡行。特殊情况临时调整的，到期需及时恢复原额度。
第三章 公务卡支付管理
第十六条 公务卡结算方式是指预算单位因同城特约委托收款业务使用单位卡付款或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使用个人卡刷卡消费，在规定的期限内按照现行财务制度审核后报销还款的结算方式。
第十七条 单位卡支付的范围为采用同城特约委托收款方式的各项公务支出。发卡行不得开放除同城特约委托收款业务以外的功能。
第十八条 个人卡支付的主要范围为原使用现金结算的公务支出，包括差旅费、招待费、培训费、办公费、小型会议费等。
第十九条 在购买商品、服务等公务活动时，凡属个人卡结算方式适用范围的，预算单位工作人员原则上只在具有刷卡条件的商户进行公务消费。
第二十条 个人卡公务支出不允许提取现金。对个人卡提现行为，视同个人支付行为，单位财务部门不予报销相关费用。
第四章 公务卡报销程序
第二十一条 因同城特约委托收款业务使用单位卡结算的各项公务支出，单位财务人员必须在规定的免息还款期内（银行托收支付日至协议约定的预算单位最终还款日之间的期限）取得支付凭证并还款。因故未在规定的免息还款期内归还托收资金造成的透支利息，由责任方承担。责任认定有分歧，由预算单位和代理银行向市财政局提请责任认定，市财政局会同市人行认定责任方。
第二十二条 预算单位工作人员使用个人卡结算的各项公务支出，必须在规定的免息还款期内（银行记账日至发卡行规定的到期还款日之间的期限），到本单位财务部门报销，因个人报销不及时造成的罚息等相关费用，由持卡人承担；因持卡人所在单位报销不及时造成的利息等费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个人资信影响等责任，由单位承担。
第二十三条 报销人申请办理个人卡结算资金的报销业务时，应当按照本单位财务管理的要求填写报销审批单，并附发票和个人卡刷卡凭证等报销单证，按照本单位财务报销程序报请审批。
第二十四条 单位财务部门按照现行财务制度对个人卡刷卡消费凭证进行合规性审核，对符合报销条件的予以报销；对不符合报销条件的，不予报销。对不予报销的部分，由持卡人自行偿还。
第二十五条 财务人员审核通过后，通过相关账户向个人卡账户转账结算，完成报销程序。个人补贴部分可通过相关账户转入个人卡或个人工资卡。
第二十六条 确因工作需要，持卡人不能在规定的免息还款期内返回单位办理报销手续的，可由持卡人或其所在部门相关人员向单位财务部门提供持卡人姓名、卡号、消费时间和每笔消费金额的明细信息，经单位领导同意，单位财务部门先将报销资金转入个人卡，持卡人回单位后及时办理报销手续，视同原个人借款处理。
第二十七条 因向供应商退货等原因导致已报销资金退回个人卡的，持卡人应及时将资金通过转账方式退回单位原支付账户。持卡人退款的财务审核手续按单位内部财务制度规定执行。
第五章 管理职责
第二十八条 市财政局在公务卡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会同有关单位制定公务卡管理的有关制度规定，组织管理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实施工作，协调工作中有关事宜。
（二）组织对预算单位开卡、使用等方面进行考核。
（三）根据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制定相关配套流程和规定，加强财政资金动态监控管理，确保公务卡所有公务消费信息纳入财政动态监控系统管理。
（四）做好对预算单位财务人员的业务培训与政策解释工作。
第二十九条 市人行在公务卡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配合市财政局制定公务卡管理的有关制度规定，共同推进公务卡的实施工作。
（二）加强对公务卡有关发卡行和银联温州业务部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管理，引导推动发卡行不断加强公务卡应用方面的软、硬件设施建设。
（三）组织推进银行卡受理市场建设，为公务卡的推广应用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三十条 预算单位在公务卡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积极推行公务卡结算方式，加强对本单位持卡人宣传、培训工作。
（二）与发卡行签订公务卡服务协议，组织本单位工作人员统一办理公务卡。遇单位人员变动时应及时通知发卡行，新增工作人员，应及时组织办理公务卡的申领。
（三）结合本单位财务部门内部控制规范要求，制定本单位公务卡结算的财务管理办法。
（四）做好本单位公务卡日常管理、报销与清算管理和资金管理。协助发卡行向本单位有逾期欠款的持卡人催收欠款。建立与发卡行及时对账制度，保证资金安全。
（五）配合做好公务卡实施的其他有关工作。
第三十一条 发卡行在公务卡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加强公务卡发放、管理有关的内控制度建设，按要求完成相关系统改造，以适应公务卡的应用。
（二）及时向国库集中支付系统提供公务卡开立、变更、撤销以及支付等信息，并确保信息传送的准确性、保密性。
（三）按照与预算单位所签订的服务协议，为预算单位工作人员办理公务卡，为公务卡的报销、审核与支付还款提供及时、准确、规范和便捷的服务。
（四）按照本办法规定设定公务卡信用额度，为持卡人提供公务卡使用、挂失、注销、对账等方面的便捷、优质服务，并及时向持卡人提供公务卡账户资金变动情况和还款提示等重要信息。
（五）负责提供对预算单位相关人员的用卡培训等服务。
第三十二条 监察部门在公务卡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会同市财政局组织制定公务卡管理的有关制度和规定，共同推进公务卡实施工作。
（二）负责对公务卡改革实施工作依法进行监督。
第三十三条 严禁预算单位将非本单位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卡管理范围、违规办理公务卡报销业务或查询、泄漏本单位公务卡持卡人的私人交易信息；严禁持卡人违规使用公务卡、恶意透支、拖欠还款、利用公务卡套取现金或将非公务支出用于公务报销；严禁发卡行对外泄漏与公务卡支出有关的各种数据资料。违反规定的，将依法追究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预算单位实行公务卡结算方式后，一般情况单位不再使用现金结算。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经单位领导与财务部门审核同意后，可以继续使用现金结算：
（一）确需用现金发放的慰问费或其他抚恤救济性支出。
（二）确需用现金支付给其他人员的支出、劳务费。
（三）在个别确实不具备刷卡条件的商业服务网点发生的的零星支出。
（四）其他特殊情况下的支出项目。
第三十五条 预算单位临聘人员确因工作需要，经单位审核、担保并商发卡行后，可办理与公务卡相同BIN号个人普通贷记卡；个人普通贷记卡信用额度不超过3万元；个人普通贷记卡纳入公务卡管理系统，其领用、核销、使用、报销等参照公务卡相关条款执行；为防范风险，预算单位应加强对临聘人员个人普通贷记卡日常管理。
第三十六条 个人卡除公务消费结算外，也可以用于个人支付结算业务，单位不承担私人消费行为导致的一切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会同市人行、市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